别让1600万同妻幸福被囚禁

对同性恋“挡箭牌”的“同妻”来说，婚姻就像坟墓

1、她们付出心血、苦心经营，但婚姻幸福仍然成了水中花、镜中月

“同妻”，按照《中国“同妻生存调查报告”》定义，即男同性恋（包括双性恋）的妻子，本身是异性恋的女性。由于男方的隐瞒，她们常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男同性恋步入婚姻。而根据长期从事同性恋问题研究的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刘达临教授等人保守估算法，中国“同妻”有1600万之众。她们在婚姻生活中经历了常人不可体会的艰辛。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小组历时3年，对中国国内网络活跃的“同妻群”中173人进行持续跟访调查，完成中国国内第一份系统关注“同妻”群体的研究报告。结果发现，超过9成的“同妻”受到过冷暴力、肢体冲突、严重家庭暴力等家庭暴力行为。同性恋丈夫是否有性生活”一项中，40.5%的“同妻”回答“半年少于5次”、34.1%的“同妻”回答“几乎没有”、“完全没发生”。有位60多岁的老人，竟然还是处女。

超九成遭遇过家庭暴力，三成人在婚姻中没有性生活

2012年6月15日，成都某高校外国语学院韩语教师、女博士罗洪玲得知自己被同性恋丈夫陈胜（化名）“骗婚”，跳楼自杀。据媒体报道，陈胜的欺骗与冷漠遗弃令罗洪玲饱受凄苦与屈辱，更使其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在陈胜一条“伤口撒盐”的“道歉”微博刺激下，愤恨难当而自尽。

2、除了身心长期受压抑，更因同性恋丈夫的性取向成为感染艾滋病病毒高危人群

“同妻”之痛，不仅在于无性婚姻和夫妻互动的匮乏。对“同妻”来说，婚姻只有“花架子”，婚姻质量和幸福指数都成了水中花。更因丈夫的性取向成为感染艾滋病病毒高危人群。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传播比例已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丈夫是同性恋的家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要比正常家庭增加数倍。考虑到可能因婚后性生活带来夫妻间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均将“同妻”列入艾滋病病毒易感人群。

据长期从事同性恋与艾滋病研究的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介绍，早在1993年，北京就曾发现过男性同性恋把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妻子的案例。2008年，在某直辖市所做的一次艾滋病毒阳性感染者的交流活动中，有四十余名男同性恋者，其余十余位女性则全是这些男同的妻子或固定女友。

社会压力加上法律阻碍，七成“同妻”无法把离婚当“出路”

《T妻》是中国首部反映同性恋妻子生活的公益微电影，女主人公婷娜最终自杀了

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小组的报告，93.1%的“同妻”认为婚姻是场悲剧、自己是“骗婚的牺牲品”，在这场建立在欺骗之上的婚姻中遭受着极大痛苦。可是真正选择离婚的“同妻”仅占31.2%。

1、子女和经济方面的顾虑致使“同妻”难以选择离婚

现实中，一旦发现自己“中计”，大多未生子的“同妻”都选择迅速走出不幸婚姻。但生子“同妻”情况则没这么简单。“儿子还不到一岁，我舍不得。继续过还是离婚？从4月到现在,我纠结了很久。他可以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我却不想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我不能让孩子出生就没有爸爸，我不会离婚。他说他可能不会是个好丈夫，但一定会是个好爸爸。我应该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根据公益组织“同妻在行动”接触的案例，很多生子的“同妻”选择不离婚，主要是为了孩子。

除了子女，经济方面的顾虑，丈夫的胁迫、家庭及社会的压力等也是很多“同妻”无法说再见的主要原因。而一些“同妻”吐露真相后甚至会遭到家人的责备：被骗是你的错，他“变成”同性恋是因为你对他不够好，还有人想当然地以为“同妻”就是性饥渴而已。

2、即使她们选择离婚来脱离困境，法律却往往不能维护她们的权益

由于“同妻”的产生绝大多数情况都源于男同的“骗婚”，因此在“同妻”们提出离婚时往往遭到丈夫的极力反对，由此使得“同妻”几乎不可能协议离婚“好散”，只能选择诉讼离婚。对于“同妻”，要取得涉及个人私生活中家庭暴力、“同志情结”等私隐性东西也很难。“或许作为妻子，她能敏锐地从QQ聊天和平时生活的细节上感受到，但在法庭上一切要靠证据说话。”

即使取证成功，离婚也非易事：根据现行《婚姻法》等规定，“感情确已破裂”是法院判决离婚的主要标准，但未规定同性恋是否归属此种情况，而法院基本上不会因为一方主张对方是同性恋者，在对方不同意离婚情况下就判决解除婚姻关系。至于以可撤销婚姻为由解除夫妻关系，隐瞒性倾向“骗婚”、拒绝性生活都不是婚姻可撤销的法定理由。

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或补偿更屈指可数。虽然《婚姻法》规定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男同“骗婚”并非属于其规定的四种情形。事实上，不要说在离婚的时候给予“同妻”更多的保障，有时“同妻”为尽快逃离婚姻或争取孩子的抚养权，还会“吃亏”，一名已成功离婚的前“同妻”“爱在黎明破晓时分”说，自己当时是靠着“净身出户”，才换回了孩子抚养权。

“同妻”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同性恋者生存环境太糟糕

“同妻”问题不仅仅是这个群体的问题，其实是男同性恋的问题，如果仅从她们自身入手，是不可能直达这个问题的根本的。但要解决“同妻”的问题，但也绝非实施同性婚姻合法化就可以了。且不说同性婚姻问题本身就相当复杂和微妙，就算真实施起来，也恐难以奏效。根据张北川教授的研究，美国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女性结婚为15％—20％。然而，瑞典在93年调查时就发现仅3％—4％的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女性结婚，虽然该国2007年才首次通过同性民事结合。

要保护“同妻”的权益，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问题，社会（最起码亲朋好友）应对同性恋者持以理解和接纳的态度。但在现在的中国，同性恋者依然不是被主流文化认可，影响同性恋者选择生活的传统道德和异性恋霸权依然强势，婚姻依然承担着传宗接代的功能，结婚生子依然是衡量一个男性是否成熟、稳重的一个重要因素，男女到了适龄年龄而不结婚生子在社会上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太“正常”的。张北川教授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位同性恋儿子给父母说这辈子不结婚，老父亲当场拿起一瓶白酒一口气喝下，从此，这个儿子再也不敢提不结婚这件事。即使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了传宗接代，男同性恋还是可能选择与“同妻”结婚。婚姻社会学者李银河也曾说，在极为重视传统婚姻家庭和生育的普众文化心态下，许多同性恋者不得不屈从于社会习俗和压力走向婚姻，是造成“同妻”现象的根本原因。

但在对同性恋脱敏之前，社会依然可有所作为

当然，主流社会文化对于同性恋者的态度、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善，西方国家经过性革命的洗礼和几十年的发展，社会上依然存在对同性恋的排斥和恐惧现象。但在社会对同性恋脱敏之前，我们依然可有所作为。

1、为“同妻”离婚提供立法保护和法律救济不可再拖

如前文所述，在这种特殊的婚姻关系中，丈夫“出轨”和婚前隐瞒往往很难用法律形式来追责。对于当事人以配偶为同性恋为由诉讼离婚时，法院都可能不会支持。至于损害赔偿的，法院支持的情况更少，最多基于对方是同性恋者，在离婚财产分割时可能会对无过错方进行一定照顾 。

当前最现实可行的办法是，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根据《婚姻法》第32条第五款的规定，将配偶一方是同性恋归为“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长远的解决办法，可考虑完善《婚姻法》立法，将“可撤销婚姻”制度适当扩大范围。

2、在整个社会普及性教育也是必不可少

在中国绝大多数中小学里，性教育就是生理卫生课

不可否认，一些“同妻”在婚恋选择中的不慎是造成同妻婚姻困境的原因，但所谓“看走了眼”更多是因为她们对于性的无知。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显示，受访的97位同妻中，有94.5%婚前不了解丈夫的性取向；89.9%的同妻坦陈，婚前根本没考虑过配偶的性取向问题。

中国式性教育，隐晦、腼腆、保守。父母视性如洪水猛兽，学校教育也严重不足，于是女性在择偶时对于对方的性身份往往缺乏辨别力，不能察觉对方的同性恋身份，把其“某些”做法当作了对方慎重对待爱情、“是个绅士”的表现。带着对爱情的幻想和期望、匆匆走进了婚姻。甚至对于许多男同性恋来说，也是在结婚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结语：“在柜子的背后，还有一群被囚禁了幸福的女人”，一个“同妻”在其博客上如是描述同性恋“出柜”前的婚姻悲剧。她们的困境如何得以解脱，远不只是个人救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