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杰：南宋土改往事

贾似道是宋朝最后一位著名宰相，由于在军事和外交上自作聪明，办了很多蠢事，被认为是加速了宋朝灭亡。很多人同情贾似道，说他到底南宋末年独当一面的人物，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不可以苛求。贾似道大体还是公忠体国，操劳用心的，证据就是景定年间推行“公田法”。在我看来，这项政策确实很用心，却是他愚蠢祸国的最好证据。

所谓公田法，是贾似道当权时推行的一项土地政策。南宋末年，蒙古军队频来进攻，朝廷兵费大耗，财政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多征税吧，效率太低，收上来总是不够用。发钞票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贾似道想出一个“公田法”，就是划定土地所有者的限额，超过限额者由国家强行购买，再租佃给农民，由朝廷直接收租。

简单说就是抑制兼并，实行国有农场。限额最开始针对的是官员，一品限田50倾，往下减每品递减5倾，至九品为5倾。这项改革看起来极好，官员勒紧裤腰带，与朝廷共度时艰，这是何等的情操。当时官僚一片反对，贾似道带头献出浙西一万亩良田作官田，其他官员只好悻悻地不再多说。

公田法并非明目张胆地抢动，朝廷可是有偿征收。租额一石以上，每亩二百贯；九斗的一百八十贯；八斗一百六十贯，依次类推。这标价比市面价格低一半，不过想想看，将士在前线打仗，钱粮耗尽，你们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却坐拥大片土地，还好意思讨价还价？朝廷指望你们做出点牺牲，还花钱补偿，简直太够意思了。当时支持的官员就说，公田法实在是“仁之至、义至尽”的良法。

名堂上如此，真要实践起来，花样就多了。首先，这些补偿几乎不给现钱。凡购买五千亩以上者，给银两只有半成（5%），其它用度牒、告身和会子折抵。度牒和告身是古代充任公职或出家为僧的特证许，可以流通。会子则是朝廷印刷的纸币。这几样其实都没什么价值。尤其是会子，朝廷每天加印十五万贯会子，专门用来购买公田，会子简直形同废纸。大多数的购买公田，数量都不大，都是用贬值飞快的会子支付。这种购买等同于明抢，时人斥为“白没”（即平白无故地抄家没收），因此公田法遭到多数官僚殊死一致的反对。

很多人想，贾似道敢于向官僚开刀，总好过向民众抢劫，也算没坏透吧。真要这么想，就太简单了。当反官僚不是指向特权，而是指向财产，那就要警惕了，因为它会随时转向没有抵抗能力的平民。很多官员的田产其实是几世积累的祖田，都要算成不法财产，那是不分青红皂白。官员的抵制和舞弊使买田数额一直不达标，限田标准一降再降，甚至跌到百亩。这个标准很多地主富户通常都能达到，他们也要被限田。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大户，主管官吏往往夸大他们的田亩数，逼迫他们卖田。公田法本意是从大地主碗中分肉，想不到却变成向农民口中夺食的运动。

还有人认为，受害者最多是地主和富农阶层，佃农没什么影响。表面看是这样，从前向地主交租，现在改为向国家租，没多少区别。其实经手一折腾，佃农大受其害。办事官吏为邀功受赏，或多报田亩数，或高报公田等级，田租负担大大加重。官家声称禁止多收田租，实际执行起来却是大斗征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被视为惯例。原来只需要纳糙米的租子，现在改纳舂米。很快地，官家的公田无人愿种，竟出现抛荒现象。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的本意是替朝廷解忧，效果却特别坏。一方面是破坏生产，大量农田从私转公，效率大不如前，甚至出现抛荒，整个社会的米价更昂贵，吃饭更加艰难。另一方面，朝廷原想集中财力一致对外，想不到引起朝野内讧抵制。人们看不到敌军压境带来的艰难，却看到一帮害民之贼，趁着国事艰难巧取豪夺，中饱私囊，使尽各种奸计鱼肉百姓。朝廷最看重的民心，贾似道可真是全挥霍了。

我看过很多为贾似道说好话的文章，说他身处时艰，外敌压境，兵马要花钱，粮草要征收，天上又不会掉馅饼，不拿民众榨血已经算不错，旁人议论那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从当时历史情境看，贾似道想练兵抗敌，确实没法当好人。将所有者从私有土地上赶出去，再依赖公有制获取资源，这是所有方式最低效的一种。公有制的生产效率远不如私有制，它能在短时间内将土地产出耗尽，朝廷获取长期资源比征税和印钞困难得多。政府在组织和监督生产方面的效率，远远不如征收。

此外，变私田为公田是在树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保卫私产的积极性远大于保卫国家。和重税通胀相比，“没收私田”真是做得太绝了，足够激发起人们全部的愤怒。从这层面说，贾似道把国际矛盾最大限度地转化成国内矛盾，还加了好几码。

公田法从景定四年（1263年）开始推行，一直到德祐元年（1275年），整整折腾了十几年才结束。中间战事稍缓，明明不那么紧迫，公田法却搞得民不聊生。朝野饱受其苦害多年，怎么弹劾都不奏效，最后还是因为战事失利，贾似道才被扳下台。朝廷下诏说，公田法害民，该还田的要还田。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了。第二年（1276年）元朝的军队长驱直入临安，宋朝实质上就灭亡了。元朝的忽必烈用来发军饷、漕粮和赐给功臣的田，主要都是出自宋朝的公田。一场辛苦，全都为他人作了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