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计生委主任：曾经试图推动两胎生育政策，未能成功
“本书主题是关于一场生育政策的突变，实际上我们正面临另一个生育政策的突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主任恽薇说。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一书，4月在全国出版发行。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到底走到什么状态，为什么迟迟不能放开？这不仅是陈剑，也是很多人的追问。陈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生育政策新突变的催化剂。
对来龙去脉作系统梳理
“已实施30多年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其巨大负面效应会在今后一个漫长时间呈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未来的中国将不得不因此承受高昂的代价。”陈剑断言。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业界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
该书编辑徐秀江表示，迄今为止，尚无人从专业视角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系统的梳理，要说清楚这一影响深远的“第一国策”演化的时代背景及其决策时的考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而陈剑具有独到优势。
陈剑，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人口学研究生，也是国内著名的决策咨询专家，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10年。
正是看中陈剑的这一背景以及陈剑对计划生育管理的各个环节较为熟悉，对政策演化过程的主要当事人都很了解的重要优势，2013年底，恽薇和徐秀江找到陈剑来完成本书的写作。
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整个80年代以至9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史作一个梳理，恰恰也是陈剑多年的愿望。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在那13年（1978~1991）确定的。
陈剑认为，认真探究生育政策演变过程和生育革命所付出的代价，对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水平以及应对未来人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不无裨益。
从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施行、受到育龄人群普遍欢迎的“一个不少、二孩正好、三个多了”的“晚、稀、少”政策，到1979年，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其成效反映1980年综合生育率已低至2.24，较1970年的5.71降幅高达60.77%。
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实施效果很好的“晚、稀、少”生育政策为什么急剧转变到过激的一对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化”政策？这也正是陈剑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
陈剑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还原这段历史。
连夜读完本书的1980年《公开信》的起草者与执笔人之一、原北京军区计生办主任张敏才这样对陈剑说：“我要介绍朋友们都来读它，建议人口计生界来读它。”
国家卫计委巡视员陆慧丽，是原计生委主任彭佩云的秘书，她也被本书“深深吸引”，认为该书“能让人了解计划生育的历史，更好地推动生育政策的调整”。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通过本书的写作，陈剑收获颇丰，有一些新发现，解开了长期困扰的不解之谜，也对生育政策演化有了全新的系统性的认识。
对这段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生育政策发生急剧改变的过程中，几乎所有当事人，都怀着十分崇高和善良的动机，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陈剑表示，这是一份在中国生育革命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实际上推动了生育革命的完成。
《公开信》发表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已经不分城乡地在全国广泛推行，并受到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中央领导的支持。
1978年的中国，在全球应当属于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解决十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那一代中国领导人迫切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那时基本工作思路是经济增上来，人口降下去。
“对"一孩化"的倡议，当时还是上上下下征求了意见，当时大家的感觉是见好就收，二三十年就改变了，只是让一代人作出牺牲。”张敏才说。
陈剑发现，尽管一些专家有着清醒认识，更主张二胎加间隔的方式，但是1981年，国家计生委在邀请各省区市第一书记参加的计划生育政策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书记都希望严格控制，没有人主张放宽政策。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是那么清楚，上世纪50年代的婴儿潮之后，全球人口零增长理论甚嚣尘上，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有些很落后的国家，生育率都在下降。全球的生育率从5降到了2点多。短短二三十年间的大变化，也清楚揭示，对人口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
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13年世界各国和地区生育率排行表，陈剑惊讶地发现，全球生育率最低、排在最末尾的竟都是中华文化圈。其中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澳门地区。
1970年后，与中国出生率相似的国家都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很多国家面临人口负增长，一些国家由节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花费巨额社会投入、耗费巨大社会成本去控制人口，更没有一个国家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让个人和家庭作出沉重牺牲。
现在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失独”家庭问题是过去没有认识到的，“421家庭”的问题曾经论证过，但没想到人口老龄化形势如此迅速、严峻。
调查走访与反思建言
作为中国生育政策发生革命性改变的部分亲历者，为写作此书，陈剑先后走访了诸多对生育政策有着深入研究、并对上个世纪80年代生育政策形成过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及参与过生育政策争论的学者，并对田雪原、马赢通、梁中堂、张敏才等进行了访谈，先后拜访了彭佩云等当时实际部门的领导人，在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书稿。
为接受陈剑的访谈，彭佩云做了精心准备，找出了自己当年的笔记，提供了很多详细资料。彭佩云1988年初开始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前后历时10年。彭佩云曾经试图推动两胎加间隔的生育政策，未能成功，但农村“独女户”能够再生育二胎政策的实施，与彭佩云的努力分不开。2011年上半年，彭佩云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推行二胎。
而另一位曾经的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1998年至2008年在任，在离开这一岗位的4年后，2012年张维庆在接受采访时，要求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向二孩政策转变。
“两位担任国家计生委主任职务前后20年的领导，对生育政策调整的态度，应当说是他们长期对生育政策实施的长期思考，分量不可低估。”陈剑说。
经过对史实的调查了解，陈剑的判断是，“一孩化”政策，其制定过程可以用“仓促草率”来概括。陈剑建言，现在应在全国普遍放开二孩，向自由生育迈进；取消卫计委，回归卫生部；政府应当为“失独家庭”买单；全面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尊重公民生育权利；取消社会抚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