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活佛——大陆藏传佛教活佛现状调查
到西藏旅游的游客，很多人会郑重购买活佛开光的器物、接受活佛的摩顶。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见到的活佛很可能不是被政府承认的活佛，甚至有些根本就是骗子。
来自大陆宗教事务局网站的数据则显示：中国现有藏语系佛教寺院3000余座，活佛1700余人。
但四川省藏传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炜明则介绍，目前，包括1956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改革以前就存在的、改革后依政策核批的，以及各教派、寺庙自行认定的和各种假冒活佛，藏族地区的活佛数量早已过万。
2007年9月1日，大陆出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共14条，包括立法目的、转世原则、转世条件、审批程序、佛教团体职责、违法处罚等。《办法》规定：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转世必须申请报批，有重大影响的，还应报国家宗教事务局乃至国务院批准。
大陆宗教事务局网站称，此规定是针对目前活佛转世中存在的问题——不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办事，不报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擅自指认活佛转世灵童，破坏了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藏传佛教人士对此反应强烈，纷纷要求政府加强管理。
毁我教者乃穿我衣人
释迦牟尼曾预言：毁我教者乃穿我衣人。
2006年，张炜明完成了一项藏区活佛现状的调研，撰文直指当代活佛转世制度的流弊。张炜明在文中称：“当代活佛转世制度的问题，是政府宗教基层管理部门和寺庙内部管理者、高僧大德及信众反映最主动、最集中、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很多活佛要打引号的，差不多达到用钱买证的地步了。”张炜明说：“藏民对大活佛认证的比较信，后来的就没什么人信了。”
由于活佛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及汉人对活佛的迷信，投资活佛成为一项颇有利润的事业。
“我曾经作为翻译参与的就有2宗：安徽一个法师很有钱，自己跑到一个寺庙，说想做金刚萨的化身，这个寺庙本来没有这个转世。法师掏出10万元以后，庙里的人就给他写了一个金刚萨转世的认证。”张说，还有一个汉僧给了寺庙几万元，带上寺庙的活佛认定书跑来内地化缘。
“一般活佛名号值10、20万元，中等活佛也有花好几十万的，大活佛就更贵了。”
“藏民可能更关心活佛的历史背景，但在内地，则要看活动能力，能不能弄到钱。”因此，很多寺庙认证那些有经济头脑、社交才能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年轻僧侣为活佛。
“这些活佛不守戒，不学文化，不闭关修行，也不研究宗教。一天就玩乐，打台球，喝啤酒，挣钱，甚至玩女人。”有人称他们为“项目活佛”。
曾经有位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对一名活佛十分相信，给了他很多钱，还拜为师，跟他学经，但不久，这位活佛就曝出丑闻，得了性病。
西藏研究专家王力雄曾撰文描写朋友去西藏的经历：30多人的旅游团被领到某著名寺院，前面感觉很好，殿堂古旧，佛像庄严，香火缭绕，喇嘛念经，待大家满心感动等待活佛摩顶加持，却被告之，活佛不会讲汉语，但今天正好有一位能讲汉语的高僧，他来告诉每人的未来吉凶。
“高僧”单独接见各位。他操着流利汉语，用内地巫师神汉的词汇，给每个人讲了几乎同样的话，无非是“天庭饱满、贵人吉相、大富大贵”等，然后话题一转，恫吓当事人近期会遭不顺，有小人陷害等，若想消灾去祸，必须烧高香。而效果如何，则取决于是否心诚，心诚体现在交钱多少。少则3千，多则3万，越多越好。后“高僧”还谅解地指点：“我们这里可以刷卡”。
王力雄还回忆了另外一次遭遇：康藏地区最重要的某寺的大殿里，有一个卖东西的柜台。柜台上方贴着告示，要求必须购买哈达敬献给活佛，哈达一条10元，柜台摆放的其他物品也都加持开光，价格5元到80元不等。
该寺多年来一直有活佛给游客摩顶的项目。哈达可以反复使用，相当于重复埋单。活佛摩顶后，游客一般还是会给钱。活佛对游客的态度取决于给钱多少。钱多时，活佛会回赠哈达、佛珠等，钱少时回赠可能就是一条毛线。因为给游客摩顶的活佛收入颇丰，因此寺里为了争夺这个职位还发生过群体性暴力冲突。
一名藏族导游告诉王力雄，不久前他带外国游客去某名寺，看到两个扎巴（僧人）在大殿里打架，还动了刀子，鲜血直流，把老外都看呆了。
甚至，中甸黑道上最厉害的团伙也是该寺的和尚，被称为和尚老大，一到晚上纷纷换便衣进城，出没于娱乐场所。哪里发生冲突，一个电话就能招来大批便衣和尚助威打架。
而即使寺庙负责的僧人在一起，谈论的话题也几乎都是计算不同项目的收入，讨论还能开发哪些财源，如何建设寺庙的硬件等。
关于学习佛法，造福百姓的话题，则很少能够听到。
转世的由来
活佛转世为藏传佛教特有，最早由噶玛噶举派创立。13世纪中期，蒙古大汗蒙哥册封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首领噶玛拔希为国师，并赐金边黑帽和金印。1283年，噶玛拔希圆寂。因噶玛噶举派教规，首领教权嫡亲不得继承，为延续本教派特殊地位，依据 “意识不灭，生死轮回，化身再现，乘愿而来”观念，寻得一儿童为噶玛拔希“转世灵童”。
活佛转世将世袭传承制移植到了宗教上，加以神秘的佛化，既解决了法统继承问题，也解决了政权地位和财产的继承。此后，藏传佛教各派纷起仿效。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格鲁派兴起后，活佛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形成不同等级。其中达赖和班禅地位最高，对大寺庙活佛和各地格鲁派属寺首领的赐号、传法、确定转世灵童等有领导权和指导权，清朝赐其印文称“所领天下（西藏）释教”。
达赖在西藏地位与帝王无异，死于非命的情形也相似，四世达赖28岁圆寂，六世则是24岁，而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都蹊跷死于布达拉宫，年龄分别为11岁、22岁、18岁、20岁。
关于他们的早夭，一直没有定论，但可能性最大的是食物中放毒。从十三世达赖开始，达赖的食物要由亲信僧官先品尝。这一做法一直沿袭下来。
仅次于达赖、班禅的是主持一方的活佛，喀尔喀蒙古首领呼图克图（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内蒙古地区最高活佛——章嘉呼图克图。1911年，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帝俄怂恿下曾一度宣布“独立”，自称“大蒙古皇帝”，他死后，其转世系统被废除。而大宝法王虽是白教精神领袖，却不掌握政权。
因为寻访的达赖往往年幼，无法处理政事。清朝时，西藏设摄政制，确立达赖喇嘛未满18岁以前，由摄政活佛“掌办商上事务”，摄政活佛地位在4大活佛之下。
随后依次为执掌各寺的活佛、驻京呼图克图、达赖和班禅的经师、经院活佛、及中等寺庙的堪布。
一般活佛地位最低，来源很多：如通过考试格西学位获得活佛称号；一些世俗贵族为获得活佛头衔，以重金捐买。解放前，青海佑宁寺就有这样的活佛近百名，塔尔寺有六七十名。他们在清代不入册，可以随时增减，可以转世，也可以停止转世。
除了男活佛，还有女活佛，男活佛可以转世为女活佛，女活佛也可以转世为男活佛。
寻访转世灵童，一般是根据活佛生前的预言，通过占卜、降神、观圣湖等方式确定下一世出生方向，然后前往寻访。
这些预言，包括遗嘱，梦示、对某一地方的赞誉、语言或书面预示等，而突然圆寂没有留下遗嘱或预示的活佛，则以占卜、降神等方式确定。十三世达赖圆寂时，其头扭向东北，有人就认为预示其转世青海。此外，确定活佛的方法还有：抓阄；高僧占卜指定；世俗统治者指定；僧俗统治者共同商定。
寻访灵童前往往还要根据活佛圆寂的年月时辰，推算下一世转世时间，大约上下相距一年，但也有相差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据民国档案载，最长不能超过7年。
但绝大多数活佛预言或遗嘱含糊不清，找到的灵童也往往成百上千个，这就需要垂仲降神来指示谁是活佛。
垂仲降神实际上是打着神灵附体招牌，宣布个人意见。《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称：活佛转世总是努力在有钱有势家族中寻找，不顾护法神、活佛圆寂时的授记，真伪莫辨，互相串通，即行认定。问卜认佛时，也以重金贿赂活佛左右侍从和扮护法神者，让他们按自己意愿作出预言，甚至伪造假文书等。
于是，很多活佛都出现在贵族家庭，或者达赖、班禅亲属及世家里。六世班禅一兄弟是红帽系十世活佛，另一兄是札什伦布寺活佛，侄女是香巴桑定寺活佛。
由于活佛在蒙藏政教合一社会中的特殊崇隆地位，世俗的统治者往往操纵转世，如一世哲布尊丹巴入寂后，土谢图汗到处活动，希望他转世在自家中，但车臣汗认为，现在应该轮到自家了，最后由雍正帝决定，活佛转世在土谢图汗家。到后来诸世，这个问题一直纷争不止，让清帝十分头疼。
为遏制这些舞弊，1793年乾隆帝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特制两个金瓶，一个放在拉萨大昭寺，供西藏、青海等地遴选活佛，另一金瓶置于北京雍和宫，供蒙古、北京掣签。此举确立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上的最高权威。同时，朝廷可革除或复封活佛名号，可以停止、禁止或准予某活佛转世。
活佛是怎样炼成的
与到了西藏见到活佛就叩拜捐钱的汉民不同，普遍相信生命轮回的藏民，往往更看重活佛的修行。
转世活佛一般要在五岁以下，由具有认证资格的大师认证。认证之后，从小就要有专人来教育、管理和培养。通常必须有管家、经师和修证导师3个人去扶持。经过长期严格系统的学习和闭关修行之后，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活佛。
“我遇见一些活佛，他们说，我不是什么活佛，我只是修行人，是你们汉人把我们叫做活佛。”纪录片《大宝法王传奇》的主持人陈宇廷来自台湾，曾出家3年，有很多活佛朋友。
张炜明介绍，在藏区，一些文化发达的地方，信众对堪布（有修行的高僧）的信心和崇拜更强；而在文化落后一些的地方，则比较崇信活佛。
“活佛只是一个没什么娱乐的孩子。他学得很苦，寺院对他要求也很严，要掌握每一个修行，各种经律。而他又是为了信徒，没有自我地去学这些”，陈宇廷说：“曾经有一个活佛讲，如果有得选择，他愿意当导演，做活佛是为信徒做的。他在台湾佛教界还是明星级人物。”
陈宇廷介绍，除了传统的佛经，他们还要学习电脑、驾驶、城市发展、国际观，很多人藏文和英文很好，汉文却不大会。
但十一世班禅是不可以不会汉文的，他的课表包括学经、辩经、汉文、英文、藏文、梵文、电脑等；课余时间，还会阅读科普读物和报纸杂志，每天还要看新闻联播。此外，他还分别有一台台式电脑和一台手提电脑，有作业就在电脑上完成。
历史上，如果某活佛有不称职的情况发生，则会被动员、勒令其还俗，之后重新认证活佛。还有，就是可以给予其“活佛”的名称，但不能坐床，也不能主持教务。
历史上著名的情诗作者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因为追求俗人独有的爱情，写有大量情诗引起非议，后在一次政治斗争中被殃及，成为第一位被废黜的达赖。
陈宇廷认为，今天真正的活佛要面临的考验远远超过以往，他们“小时候会没有选择去学经，大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娱乐的东西，还是会有一些诱惑，有些活佛就会压抑自己，虽然内心喜欢，但是会顺应大家的希望，做一个修行的人。有一些则顺应自己的内心，但信徒就不乐意了。”
他说，现在的活佛有很多选择，如创巴仁波切（活佛），从小经过3年3个月闭关，之后又到英国大学讲禅修，后来娶了一金发美女，移民美国，跟嬉皮士在一起，跟很多艺术家合作。
为陈宇廷佐证的还有两位活佛，在网上有人称格杰仁波切是中国最迷人的帅哥，“我希望佛法能融入时尚世界中，把时尚与佛法连接，并传达给每个时尚人”，他灌制了佛法唱片，“张学友与刘德华的歌都不错，除了刺激的武打片，我还有兴趣看感情片，但不会激动。”
而另一位帅哥活佛盛噶仁波切则用流行音乐传讲经文，专辑《我要你幸福》一出世，便引起不小震动，甚至成为台湾综艺节目《康永当家》、《爱上陶花园》的嘉宾，成为名副其实的“时尚活佛”。
红尘中的两难
文革期间，西藏与内地同处传统宗教被摧毁压制的时期。1980年代初，中共恢复落实宗教信仰政策，藏区长期被禁止和转入地下的宗教活动以及被压抑和禁锢的宗教感情突然释放。旧宗教人士的身份恢复，新宗教人士猛增，1991年国家出台39号文件，以较严格的政策对活佛转世进行认定名额和数量的限制。
但藏传佛教习惯上，既有一个寺庙有众多活佛的惯例，也有大寺没有一个活佛的惯例，有由一位大成就者转世为几位化身的转世的惯例，也有多位大师一起转世于一人的惯例。这些都与政府固定指标的规定有冲突。
张炜明介绍：“以前的政策就是限制数量，不许新的转世系统产生，规定：1个大寺3个活佛，中等寺庙2个活佛，小的寺庙1个活佛，而藏区每个县都有活佛寻访领导小组，隶属于宗教局，但形同虚设，寺庙都自己寻找灵童。”以德格县为例，按传统延续下来的活佛，到目前为止共有198个，而政府只批准了27个。
地方管理部门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政府对转世活佛名额限制，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我们这里有不少活佛，国家不批准，但寺庙承认，信众承认。总不能跑到寺里说：‘你不是活佛，国家没有批准！’，猛把人家从法座上拉下来，你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活佛，还有他背后成百上千信众。”一位基层宗教管理干部说。
这一问题最后往往会导致国内活佛的转世认证转入地下，或依循藏传佛教传统，跑到国外请达赖喇嘛认证。
“限制活佛直接导致众多寺庙和佛教人士自行认定的活佛投靠国外流亡集团、寻求支持，直接为达赖流亡集团输送了后备力量。”
在调研报告《当代活佛制度的流弊及影响》中，张炜明对达赖流亡集团，影响或操纵国内活佛的转世充满了担忧。
“基本上大陆有多少活佛，在国外就有多少，国内认证一个活佛，达赖那边就认证一个，俨然是两套班子。两套活佛认证系统。”张炜明说。
国家对活佛转世认定的名额和数量限制，只是政策一面。而政策优厚的另一面是，活佛一旦被政府认定，就享有很高的社会名誉和政治地位，在今天，则往往意味着巨额的金钱也纷至沓来。
张炜明认为，今天活佛制度的一个弊端是活佛很难监督。历史上，活佛不称职，还被动员、勒令还俗，之后重新认证。即使保留“活佛”称号，也不能坐床和主持教务。但现在，活佛动辄在省州级人大、政协里任职，级别上远大于县上的宗教官员，寺庙也管不了这些身份、地位颇高的活佛。“活佛成了寺庙管不了，政府也管不了的老大难、老油条”。
因此，现在不少人打起活佛的主意，不惜花钱，或通过权力、关系来谋取或操纵活佛认证，活佛认证的权力寻租事业也应运而起。
张披露：仅以某县20多个经国家批准的转世活佛来说，其中不乏“上面盖帽盖下来（意为上级直接指定而要求基层办理）的活佛。他们说：‘嗨，把这个喇嘛的材料报上来！’这个就是所谓的活佛转世的开后门。就像提拔干部一样，如果哪个关系好，上级打个招呼，就成了活佛。”
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花钱买活佛，政府官员子女也成为活佛、“康卓玛”（仙女）的怪现象。张介绍说，康北曾有一县长就与邻县县长争夺其子为某大活佛转世而反目成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带头不服管的，寺庙和政府两头管不着的活佛，就是那些由上而下提拔认证的活佛。
认活佛并不是不可能的，完全可以贿赂宗教局相关人员，然后拿着认证书到处骗钱。”王力雄对活佛和藏传佛教的乱象感受与张炜明相同。
“大部分寺院还是比较传统，比较没有商业化，除非是一些旅游景点。”相比研究者张炜明，信徒陈宇廷要乐观许多：“藏民表面拜活佛，心里也不一定，比如他家牛丢了，跑去找活佛卜卦在哪里丢的，活佛说错了，以后也不会去信他了。”
对藏传佛教素有研究的张炜明认为，现在的活佛教育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他们中很多人去各级佛学院，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或者学习班培训。这些地方，当作交际场所还可以，藏传佛教本身传统的东西学不了，一个活佛也不是几个学习班就能教好的。
应该从寻找他开始，好好培养，教他怎么管理寺庙，也要去管理他。不然几个培训班回来，拿上一个大专文凭，做个政协委员，无非就学会了认识几个政治人物，老板，学会拉关系那一套。
陈宇廷也认可大陆的活佛太少监督：“以前也有自己的淘汰机制，哪一个做得不好，就会没有人去拜。”
“应该像以前那样老老实实在寺庙接受自己的传统教育。”张坚持。
在张看来，政府应处理好治权与教权的关系。而藏传佛教对教主的尊崇、主寺对属寺的控制，大活佛对下面寺庙活佛的认定，与天主教有很多相似之处。政府可以研究梵蒂冈教皇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乃至社会主义国家册封“大主教”的。
对新出台的《办法》，张炜明对《凤凰周刊》表示，“从条文上,新办法相比以往有了一定变化，但不显著。”其意义在于对活佛转世制度的法制化管理代替了以往的文件和政策。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在《办法》颁布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办法》是贯彻执行《宗教事务条例》的需要，使条例相关规定进一步具体化，更具操作性。
张认为，活佛和藏传佛教中的问题，当在更宏大的层面上解决，比如探讨活佛转世制度的走向和出路，“活佛转世发展到一定程度，要么走向消亡，或者规范”，张说。
“活佛这样烂，索性就让它烂下去好了。这么久宗教界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活佛制度自己消亡，不然它会毁掉整个藏传佛教。”张炜明说：“我并不是危言耸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