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献田：致北京大学党委的一封公开信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暨朱善璐同志：

据说，《归来》的编剧严歌苓要来北大演讲，一位反右扩大化受害者的后代认为，《归来》是映射毛泽东时代的，他对此很反感，发来邮件，让我表态。

这个电影我没有看过。不过，去年北大工会组织看的《团圆》的一部政治倾向是很坏的电影。

我想这部电影与其他类似电影一样，恐怕主要涉及反右派斗争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1、当时反击右派对不对？2、究竟是谁制造了反右扩大化？

我经过研究，初步得出一下几点结论：

1、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毛主席在1956年就退居二线，而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刘、周、邓，直接责任不应毛主席负责。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说：“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这月的25日，毛主席还说过：“要想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8—9页)

2、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反右中的错误，毛主席不仅只负领导责任，不应承担直接责任，而且有证据表明，毛主席对于扩大化是反对的。反右不久，中央就发文对右派分子予以甄别、平反和摘帽。

毛主席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同志提供的材料，毛主席听了北京某医院(协和?)院长说了划右派的数量后，感到多了，曾经说要“砍掉一半”!后来，毛主席再见到这位院长时问砍了多少?这位院长说，一个也没有!究其原因，是各个科室把“不听话”的打成右派了!(大意如此)可想而知，当时的反右派斗争是非常复杂的，不少人是因为得罪了顶头上司而被划为右派的。

毛主席在1959年8月24日，即反右派两年后，就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问题致信刘少奇：“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 ‘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65页)也就是说，这比改开后的1979年(全国除中央级右派五名没有平反的一律平反)的平反还早二十年!

这说明，反右后不久，中央就及时进行甄别、平凡和摘帽的工作，纠正了不少错划的右派。

茅于轼在前几年曾经说，他自己“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