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形势（3）

问题是，我们在前面的计算表明，不存在“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铁律。而作为财政部长，他要求提高宏观税负的做法，反倒是违背了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国家的减税“铁律”的。他要进行的再分配，其实也是一种成本的非真实化，并存在再分配后工资和福利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问题。他用南欧国家来举例，可惜那里并不是一个经济发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而他在中投公司时虽然没有去巴西投资，但是后果却是严重亏损，可见，投资有无收益，跟行业集体谈判并没有直接关系。

他还提到，“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当中国在生产的一件100元T恤中，只能收回15元的成本和收益，反而要让出85元的利益时，如果谁还会说，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不是跟中国打交道的外国和外资，我只能怀疑他有没有计算能力。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放弃对外开放，而是反对殖民地式的对外开放，要求平等开放权。另外，既然财政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财政部长能否不再提高宏观税负，不然怎么看都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嫌。

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的分析

这位部长虽然在前面也开了点药方，但最主要的药方还是在这一部分中。他的第一个药方是“释放农业人口”，而做法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但是怎么看，这个做法都释放不了农业人口，反而束缚农业人口。这是因为在国家的帮助下，有些事情农民可以交给国家去做，而如果把全部事情都交给农民去做，农民就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更不可能从农业中释放出来。而价格放开的后果，必然是价格的大起大落，中国的小农受得起这种折腾吗?这位部长是要制造大量的贫雇农吗?这样的贫雇农，能够支撑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这位部长的第二个药方是“户籍改革”。他提到，“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但是，难道一个地区的学校可以随着学生学籍的流动而流动?这个药方，如何促进中高速增长，也是一个谜。他还指出，“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这位部长的第三个药方是“合理的城镇化”。但这个药方与上一个药方有冲突。因为，要做到合理的城镇化，就要避免人口拥挤在人们最愿意落户的大城市里，而这位部长所理想的户籍改革，恰恰会造成后面这个后果。

这位部长的第四个药方是“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他要求实行“多缴多得的制度”，但是，要多缴，就要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这又可能与他限制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冲突。另外，他后来又指出，“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这表明，多缴的短寿者并不能多得，而只是补了长寿的别人，从而与多缴多得又是相互矛盾的。

与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大目标相比，上述四个药方，即便没有互相冲突和内在矛盾，也有小马拉火车的感觉。可以看出，这位部长的目的之一是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但是，这个流动主要不是劳动力的自觉自愿的流动，而是资本家随意解雇工人的强制性流动。要说这种流动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这位部长还得好好论证一番。只不过，我怀疑他根本没有论证的能力。

五、小结

最后，这位部长指出，“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他最后说的这些话，只是给他自己找场子的敷衍的官话，并不是他真实的想法。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那么在前面的演讲中，他就应当好好解说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而不是另外提出工资增长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反对劳动合同法等主张。他前面的演讲表明，如果不修改劳动合同法，不把工资增长率降下来，即便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也是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也许他会辩解说，他只是表明，如果不按他说的做，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就无法完成。他是为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出主意。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演讲也是表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文件很肤浅，连最根本要做什么都不清楚，从而即便按照那些文件去做，也达不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的。

撇开这位部长给他自己找场子的想法，我认为，只要我们做到一条，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中全会文件的说明中所指出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就不仅能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能够进入社会主义的中高级阶段。在这里，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关键，是遵循宪法所规定的指导思想，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文件中加了一个“科学发展观”。政府部门负责人尤其要遵循这些指导思想，不要对马列主义一无所知，只会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歪脑筋，那样必然与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规定的决定性任务背道而驰，不仅会使中国陷入停滞不前的陷阱，而且会使中国经济出现混乱的倒退局面。

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一种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了其中的一些因素，但是，主要的一个因素高速增长会受制于再生产的条件。在《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一书，我参照马克思的计算，给出了一个数值举例，也就是撇开货币的贬值问题，即便1克黄金那么微小的经济规模，以每年8%的速率增长，连续增长742年后，它也将增长到超过与一个地球同等质量的黄金即超过600亿亿吨黄金的价值量规模，若按60亿人口来算，人均将超过10亿吨黄金的价值量规模。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与马克思指出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相适应，存在一个平均增长率下降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仍然存在高速增长的可能性。

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进入了垄断竞争的时期，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也是因为他们进入了垄断竞争阶段，从计算的角度来说，垄断也是生产力。而中国目前的一些政策却是鼓励自由竞争，限制垄断，这是造成一件100元T恤，我们不得不让利85元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遵循其规律，推动垄断竞争，那么只要我们从让利的85元中收回15-20元，中国经济就还能有一个高速的增长阶段。但是，要在中国推动垄断竞争，那么我们既不能让外资垄断中国，使中国成为外国的经济殖民地;又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让国内的少数家族垄断本国经济，重回四大家族统治中国的黑暗时代;我们愿意做的，只能是实现公有制经济的垄断竞争，这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时代体现。但是，现在的一些政策却是要做大坐实前两大类垄断竞争，这也是造成中国现在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对此，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维护国家利益，毫不动摇地在中央、省、市、县各级发展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若能如此，中国的前程必然一片光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坚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的支撑下不可动摇。

[1] 参见陶大镛：《现代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贫困化》，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