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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形势

2015-05-12 00:15:41 作者: 余斌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我们既不能让外资垄断中国,使中国成为外国的经济殖民地;又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让国内的少数家族垄断本国经济,重回四大家族统治中国的黑暗时代;我们愿意做的,只能是实现公有制经济的垄断竞争,这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时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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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某部长应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钱颖一院长的指派,到那里作了一次演讲,说是对清华校庆的贡献。高官露面给母校长脸的确是一个贡献,只可惜他的演讲内容怕是起不到长脸的贡献作用。尤其是清华的最著名校友更早些时候强调要依宪治国,但该部长的演讲,却半点也不涉及宪法中规定了的指导思想。

对于该部长的演讲,我本来没有半点兴趣,因为他以前在海外投资上的崽卖爷田心不疼的表现让我认定他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尽管有人吹捧他是学者型官员。而且钱颖一院长的水平我也质疑过,他邀请去演讲的人的水平自然也不可能高。但是,前几天范景刚给我打电话,要我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就是宪法中规定了的指导思想,来分析一下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兼评一下该部长的演讲,我想了想还是答应了。因为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谈谈我暂时没有精力去写成文章的一些东西。

该部长的演讲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分成四个方面。我先按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再谈点看法。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的分析

该部长首先指出,“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位部长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他先是说“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然后,又说“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既然如此,那么工资低的同时,企业的其他成本提高,从而又怎么能肯定利润比较高呢?他只看到他挣的七八十元,比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少,但是,他的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的福利要远比广东打工的多,他却没有看到。把他的工资与福利相加的总劳动报酬,并不会比广东打工的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成本真实化,是把作为企业其它成本的福利反映到工资里,因此,所谓工资的增长只是一种虚假的增长,根本谈不上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谈不上“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的问题。那个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完全是当时一些领导人的错误,尤其是引进西方货币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恶果。可能还有人记得,当时还搞价格的双轨制,于是一些人低价从体制内获得产品,高价在体制外出售,完全是不劳而获,形成自己的原始积累,他们的所得,就是国有企业及其职工之失,减少了国有企业用于更新改造的资金,妨碍了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一方面,按体制内低价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少计算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体制外的高价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给工资增长造成了压力。后来放开价格,体制内的低价格向体制外的高价格看齐,造成货币贬值,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打乱了有序的资源配置,造成经济动荡和社会动荡。这不是一句波折就可以一笔带过的。

至于很多乡镇企业垮掉的确跟竞争有关,但在竞争中垮掉的企业很多,甚至包括跨国公司,而不只是乡镇企业。但是,中国乡镇企业从集体走向私营,则是很多乡镇企业垮掉的原因之一,相反地,一些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的乡镇企业反而发展得不错。而对于这一点,这位部长只会选择性忽视,是不会去反思的。

另外,工资的高低,还涉及货币的币值问题。西方经济学也清楚,通货膨胀后的高货币工资,未必比通货膨胀前的低货币工资有更高的实际工资水平。只是这一点看来这位搞财政金融的部长也是不清楚的。

再来谈一下经济增长。在马克思看来,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同一劳动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是相同的。因此,如果今年与去年投入的劳动时间量是相同的,在创造的价值量上是没有增长的。如果有增长,那一定是今年投入的劳动时间量更多,这要么是延长了每个人的平均劳动时间,要么是提高了劳动强度,要么是增加了劳动者人数,从而在这个意义上讲存在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劳动人口的增长率是远低于经济增长率的,因此,用人口红利来解释经济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奇怪,这位部长忘记了一些人挂在口头的改革红利。要知道,在很多私有制企业里,包括内资与外资,平均劳动时间大大超过劳动法规的规定,劳动强度也很大,以至于只有青年工人能够胜任,应当说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剥削红利,这也是红利的本义。

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的比重下降。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尽管农忙时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但农闲时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大大减少,而工业每天或每周都能凝结相当程度的劳动量,平均下来,就一年的时间来说,农业能够凝结的劳动量低于工业。从而,农业的比重下降,农业劳动力转化成工业劳动力,也能导致经济增长。

上面是从新创造的价值量来看经济增长的,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部分,是由计算方法和通货膨胀造成的。比如,去年生产了一万双鞋,今年同样生产了一万双鞋,是谈不上经济增长的。但是,去年生产了一座厂房,今年同样生产了一座厂房,却是有经济增长的,因为在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算中,要算入去年那座厂房的折旧的。如果今年是把去年生产的厂房炸了,重新生产了一样的厂房,也是有经济增长的,因为GDP只算增量,不算存量,即便存量减少了,也不影响增量,而且炸掉旧厂房的费用是要算入增量的,所以经济还是有增长,如果通货膨胀导致房价上涨,那就更有经济增长了,即便仍然只有一座厂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何拉动经济增长要靠投资和拆迁了。

关于通货膨胀,我在《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中提到,目前计算通货膨胀的方法,低估了通货膨胀。比如,去年生产一万双鞋消耗了4万小时劳动量,而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今年生产两万双鞋同样消耗了4万小时劳动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今年的鞋价应当只有去年的一半。如果由于纸币的大量发行使得今年的鞋价与去年一样,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应当有100%的通货膨胀率,但是现代的计算方法则会认为没有通货膨胀,因为鞋价没有变化,只有鞋价上涨才有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尽管价值量没有变化,但是由于隐性通货膨胀的存在,经济增长率反而达到了100%。南开大学有一个已经去世了的叫柳欣的教授,曾经研究过日本和中国的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是货币现象,货币发行的多,经济就增长的快。有兴趣的,可以看看他的东西。事实上,中国的货币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位财政部长大概也不知道这一点。

还要指出,中国的GDP增长不等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方面在于,中国的GDP中包含着外资企业的产出,也就是不归中国所有的部分。中国的GDP增长完全可以高于甚至远远高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我想,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别,这位部长大概也是不大清楚的,否则他不应当笼统地讲什么经济增长。

这位部长接着说,“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责任编辑:齐鲁青
来源: 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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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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