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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月:中国大陆民意调查的前世今生

2015-05-06 21:09:40 作者: 尹月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小至星座血型,大至国民生计,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形形色色的调查。

xin-560图片来源:新华网

小至星座血型,大至国民生计,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形形色色的调查。只要有“调查数据”四个字作保,看似荒诞的信息好像在无形之中多了几分保障。其中,民意调查更是引人注目,有人信仰之,有人诋毁之,众说纷纭,热闹非凡。在中国大陆如此流行的民意调查是怎样发展起来?在学界又经过了怎样的研究讨论呢?

学者Schreiner在一篇名为《中国的第一次民意测验》的论文中认为,民营报纸《大刚报》在1942年10月10日的报纸上刊登了10个问题,询问读者对抗日战争前途的看法,开了中国民意测验之先河。截至当月17日,该报共收到读者回信11262份(94.8%为男性读者,女性读者仅占5.2%),其中99.6%的人认为“中国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事实上,中国的第一次民意调查始于20年前的1922年,比美国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的首次实施还早了8年。在1922年11月24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庆期间,留美归国的心理学家、中华心理学会首任会长张耀翔(1893-1964)组织了一次民意调查,问卷发放对象均为学界人士,共收到答卷931份。这份问卷由八个问题组成,包括“假如你有选举权,你将选谁做下任大总统?”(孙中山以压倒优势取得最高票)、“你赞成女子参政吗?”(84.4%赞成)、“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孙中山得票最多)、“中国有许多不良的风俗习惯,你觉得哪一样应当先改良?”(旧式婚姻制度得票最多)等等。

据张先生的外孙徐方回忆,他“冒险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结果),直接写明谁得几票。不久之后,果然有身着军服的人来找他,质问这项民意调查的意图。多亏北高师校长陈宝泉先生出面说明,这纯属学术研究,才使外公免于囹圄。”

不过,虽然中国的民意调查起步并不算晚,但其发展却始终因不敌毛泽东所青睐的“典型调查”和“蹲点调查”而限于停滞(Li,1994; Rosen,1989)。直到1979年以降,民调才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Li Dong在博士论文中对1979年-1992年实施的民意调查展开了细致的梳理。他从51种期刊、11种报纸、9种书籍和两篇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整理出329次民调,并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归纳。Li将这一时期的民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1982年左右的起步阶段,上海社科院的青年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共实施了9次民调。

第二阶段为1983年-1989年的飞跃期,共249次民调在这一期间实施,主题五花八门,包括青年研究(46%)、改革和政策实施(21%)和媒体研究(18%)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闵琦于1987年牵头实施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由于1986年底政治气候微妙,闵琦形容自己及团队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把命都泼出去”搞调查,终于收集了建国38年以来第一批公民政治心理研究资料,并将分析成果汇总在《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一书中,有力地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这本著作中的结论在26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此外,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和中国社会调查所分别于1986年10月和12月成立,宣告专业学术调查机构正式涉足民调领域。

第三阶段为1989年-1992上半年的停滞期,总共实施了71次民调。尽管政治气氛紧张,其中80%(55次)的调查仍然询问了受访者的政治态度,部分调查结果甚至还刊登在《北京青年报》等报刊上。此外,1992年见证了民间调查公司的起步,著名的零点调查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开始尝试采用先进的调查技术开展市场调查。

Li Dong继而对这批民调的数据质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中国大陆实施民意调查时,调查基本信息(包括调查时间、调查人数、抽样方法等)的低透明度、抽样(sampling)中存在的种种弊病、粗糙的数据分析、政治因素对调查施加的压力等都可能降低民调的质量和可信度。

研究者史天健在1996年发表的论文中对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注目,因为他在1990年实施的全国调查中发现,中国受访者经常给出“不知道/不想回答”(DK/NA)的答案。此后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EABS)等国际比较调查也显示,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受访者相比,来自中国大陆受访者的DK/NA率高得多。例如,一道“你认为现在的政治体制是?”的选择题使高达四分之一(25.1%)的受访者避而不答,而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和蒙古的DK/NA率均在10%以下。

这一现象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Zhu(1996)对实施于80年代的14次民调进行研究后发现,受访者个人因素和政治环境因素可能同样重要。当受访者为农民或学历较低的人时,倾向于对涉及专门知识的问题说“不知道”;而在政治上较为敏感的问题也将吃较多的“闭门羹”。此外,针对由政府机构主导的调查,受访者一般不会采取直接拒绝接受访问的态度(Survey non-response[SNR]),但会选择在调查中经常回答“不知道”以示戒心(Item non-response[INR])。

近年来,中国城市居民对上门调查的拒绝率也在提高。两名研究者郑跃军和吉野谅三(2003)在北京和上海实施调查时,三成以上的市民拒绝了调查。他们的理由包括:“没时间参与”(40.2%)、“给自己定了规矩,拒绝一切调查”(36.6%)、“对调查内容没有兴趣”(16.8%)等等。学者李双龙近日也指出,上门调查的成本正在急剧上升,调查一名受访者平均需花费200元人民币。而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CATI)和网络调查等手段尚不完备及各有缺陷的情况下,上门调查面访的方式依然十分必要。

2009年,Ren又一次对DK/NA的发生原因进行了讨论。在博士论文中,Ren对在中国实施的第四波“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实施于2005年)进行分析后认为,虽然无法完全排除“政治恐惧”(political fear)的影响,但学历的低下和政治知识的缺乏显然是更强有力的因素。同时,“政治冷感”(political apathy)或许比“政治恐惧”更能解释中国受访者隐藏其政治态度的动机。经过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DK/NA率居高不下的现象虽然依然存在,但已不再能因此草率得出中国的民调结果全然不可信赖这一结论。

不过,抽样和数据分析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显然尚未得到妥善解决。那么,是否还需继续采用民调这一手段探知民情民意呢?Li认为当然有必要。他在论文中写道,知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固然可以就中国的政府和国民关系大发议论,但只有在闵琦等收集的数据支撑下,他的观点才更具说服力。

目前,中国大陆的调查机构共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隶属于国家统计局等机关的政府主导型调查机构,第二类是《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搭建的媒体型调查平台,第三类是学术研究型调查机构,此外还有各类民间调查公司3700余家,其中约15%专门从事社会民情调查和市场研究。作为“中国纵向的官民沟通、横向的社会沟通”的重要途径之一,民意调查必将在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迎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责任编辑:旺旺
来源: 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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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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