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从《马关条约》看晚清“中国病”（2）
《马关条约》并非孤案，它是历史上花钱买和平的“中国病”丑行之延续
和甲午战争不是孤案一样，晚清急于签订《马关条约》承认失败，也不是绝无仅有，而是中国历史上花钱买和平丑行之延续。
北宋神宗在西夏屡次寇边的情形下，不张挞伐却赐岁币试图安抚，当时边将说，“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虏生心，敢尔狂悖，今若再赐岁币，是益令玩视，愈亵国威”。欧阳修形容当时的情状是，“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这种做法导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这可以算作八百年前陆地上的甲午战争（公元1114甲午年）。
13世纪初，金国紧逼，南宋和战举棋不定，有个起居舍人叫真德秀，在分析了当时强敌环伺的国际形势后跟宋宁宗写了一段话，“夫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者，自立之本。训兵戎，择将帅，缮城池，饬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积安边之金缯，饰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则用之女真，强敌更生，则施之强敌，此苟安之计也。陛下不以自立为规模，则国势日削，人心日偷，虽弱虏仅存，不能无外忧。盖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失当事变方兴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敌也”。
此语与六百年后的晚清何其相似乃尔！
晚清“不以自立为规模，则国势日削，人心日偷”，“弱虏”终成“外忧”，而“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几乎是晚清70年内政外交政策的写照，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近50年，都是“积安边之金缯，饰行人之玉帛”，赔钱，赔钱！岂非“安危存亡，皆所自取”？
《马关条约》承认战败，割地赔款难道不是“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敌也？”宋朝偏安心理生出“因循姑息”，接着又导致内外交困，在人口、兵员、财富和火炮技术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竟然不堪一击，始败于辽，后败于金，终亡于元……晚清何尝不是如此？
力由心生。无战心便无斗志，何谈勇力。
1931年，日本关东军密谋“九一八事变”，对此早有觉察的张学良却电令其部下“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此消息被日本外务省及关东军侦测掌握。其思维与晚清和李鸿章一脉相承，都是将本家族的私利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托词。
恩格斯说，“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
这句话反过来正可用作证明清朝已没有“生命力”。它外面对着日本这个敌人，内部还警惕着汉族这个敌人，可是又不得不用着以汉族为主的军队，这种矛盾状态，换了天兵天将也打不赢战争。清朝在这种内外夹击的心态和状态中，内外交困崩溃，实是必然。
战争爆发之前，清军主要的任务是监督地方。日本间谍荒尾精在1894年10月所写的《对清意见》称：“清在各省设置督抚。恐其背叛，割财政权予布政使、储粮权予粮储道、武器权予兵备道。为遏制各省联合叛乱，规定各营以防卫驻地为本职。接到调动谕旨亦可拒绝赴援。为此，中国根本无法举国一致共抗日本。”
即使已经沦为忠实家奴，汉人出身的李鸿章独掌海军，也是不被清廷完全信任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经费短缺、粮弹不济的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北洋水师上下腐败，全不以国家为念、一触即溃的问题。
孟子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你把军队仅仅当做给你皇家看家护院的雇佣家丁，他为什么要为你拼上性命？你买再好的武器给他，他也不愿意把命卖给你，你的江山跟他有啥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不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更何谈军人血性和为国效命的心志？
在反思甲午战争的文章中，不乏关于装备的论述，多是说北洋水师多年未添一舰，没有速射炮等。这个理由即使成立，也只能为全部甲午战争中黄海一战的不分胜负做解释，可是，另外的四场陆地战役怎么解释？
牙山之战，日本随军记者山本忠辅这样写道：“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竞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军粮逃跑了……呜呼，凭此等羸弱之兵还欲在弱肉强食之世界夸耀独立，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之极，令人忍俊不禁。”但是，牙山只是清军战略性溃逃的开始！
平壤战役，守城清军15000人，来攻日军12000人。清军储备有一个月粮食，日军只有两天的粮食。清军只需稍作坚守，日军便陷入困境。左宝贵亲穿黄马褂坐于城头，本已唤回军心，清军已在大同江岸及西南门击退东西两路日军进攻，形势大好，而叶志超却以超人的志气一心奔逃。
左宝贵刚一战死，叶志超就连夜出城，结果自投罗网，被日军伏击和自家人马践踏而死者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清军“受伤之卒纵横偃卧求死不得，哀号之声惨不可闻”。
主帅叶志超跑出，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也毫不停留。时“安州尚有马步八营，可将策应；且备险奥可固守”，叶志超仍一路狂奔，直至24日“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 8天之内狂奔250千米，平均每天溃逃31.25千米，这可是在山峦起伏、河流交错的朝鲜！近万清朝陆军精锐被扔在异国尽遭敌军屠戮。
《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已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说的正是清朝陆军主将叶志超。
和叶志超并肩狂逃的还有一个淮军统领卫汝贵。甲午开战，清廷命卫率盛军十三营向朝鲜开拔支援前线。开拔前，卫把饷银24万两之三分之一汇往自己家中，其妻则写来一信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日军捡得平壤之后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此信，将此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戒国人。
再看陆地决战的一个例子。同一部书这样记载：“大连湾陷则旅顺无援，旅顺落于我手，即可长驱直攻直隶。”日本看到这一点，清朝也看到了这一点。
旅顺口炮台防御工事从1881年开建，沿周边山势修筑海陆炮台数十座，配备的全是从德国购买的最新克虏伯后膛大炮，口径从80毫米到240毫米等，一应俱全。
1887年，“地险水深，山势回环”的大连湾炮台也开始修建。由60余座炮台要塞群构成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防御体系，因地势险要，火力强大，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如果单从军事角度看，即使清军在所有的地方都战败，也应该在这里赢得一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胜利的战役。但是，结果呢？
1894年10月，日军逼近金州之时，守将徐邦道认为金州一地关系旅顺安危，金州若失，旅顺难保，因此向大连湾守将赵怀业建议分兵阻击日军。
但赵一口回绝：“我奉中堂之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那赵是怎么守炮台的？11月，日军破金州之后转攻固若金汤的大连湾。清军大炮居高临下且可以360度旋转，能从任何方向打到日军。日军为此挑选了500名敢死队员，准备用身体挡住炮火。但当这些一心寻死的日军敢死队冲上山顶，竟发现空无一人！
记录表明，清军总共只打出2发炮弹！日军缴获崭新的火炮100多门、炮弹246万枚；德国新式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这些子弹足够把日本全国人口消灭80%！还有马匹、行帐、粮食以及没有启封的快炮等战利品，大连湾不仅没有成为清军的屏障，反而成了日军攻打旅顺的物资保障基地！原来还在金州战斗时，赵就把军粮、军服运到烟台，换成白银，带着家眷弃阵而逃！
诚然，甲午战争如左宝贵、邓世昌等战死疆场、气壮山河者有，但都是个例，清军整体缺乏一种英雄主义精神灌注其中。
八旗子弟作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入关不久就在皇族的荣华富贵中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在安享利益中丢掉了尚武精神乃至基本的作战技能，面对普通民众的反抗都敢一溃千里，更何况对阵的是已得西洋军事精髓的日军？
靠着政府信用和宗族乡亲关系组织、武装起来的“民兵”如淮军和湘军，只忠于地方领导者个人，本无国魂军魂，更无正规军的战术素养，对付流寇尚可一用，一旦面对使用世界最先进的兵器、用世界先进理论和兵制武装起来的外敌，则政治、军事短板尽显。这就是以淮军和湘军为主进行的甲午战争五战连败、陆海尽没的根本原因。
晚清在军事阶段失利之后的“心败”表现，之前就已经在清陆海军中展现无遗。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外层的部分，对于一个内伤深重病入膏肓而垂死的人，只埋怨他的四肢无力显然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统治阶层的颓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思进取，玩物丧志。透过现象看本质，凡是这种情形出现，基本上这时的政府就已经在腐败亡国的“周期律”中打转，内部火并（民变、起义）和外部入侵必将是接下来的节奏。
《马关条约》签行之后，中国的形象比“东亚病夫”还糟。日本举国充斥蔑视中国的情绪，这种恶意很快就被凝聚成吞噬中国的更大黑色力量。“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种子已经播下。
晚清的虚弱既已被日本窥破，一纸《马关条约》的让步岂能让日本止步！日本随后开始在中国内部扶持亲日反政府势力，为分裂中国紧锣密鼓，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之后，抗日战争打响。这场战争，毫无疑问是甲午战争的继续。
（率淮军最早进入朝鲜的直隶提督叶志超（前排左五），在日军进攻牙山时撤离，直奔平壤，却向清廷吹嘘“牙山大捷”，很快被任命为驻平壤诸军总统。清廷以败军之将任统帅，引起各军将领不满。）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戴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