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里的真实中国：阶级与爱情

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作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

——路遥 （1992年春）

《平凡的世界》讲述的是1975至1985年间的事情。双水村的人们操持着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子，很多时候他们理解时光流逝的重要参照物为两样：自然景色的变化、大广播里通知的“大事情”。雪花飘洒又融化、杏树开出白粉粉的花、柳树抽绿丝、空气中混杂着青草芽和泥土的味道、“蛮蛮草”嚼在嘴巴里又麻又辣、枣由翠绿变玛瑙红，奇妙的自然使四季循环变得可触可感可闻可尝。村头的大广播时不时让人们从操劳的日常里匀出一些情绪，来悲怆、无助或者欢欣鼓舞：周总理去世、毛主席离世、“四人帮”被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双水村的几次集体活动，让广播里的“大事件”与双水村的村民生活发生了关联。

“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村里能人孙少安，曾尝试着“为社员扩大自留地”、组织队员拟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却一再受到批判。县革委会副主任田褔军因为解散柳岔公社劳教队、理解农民为维持生存而采取新举措等问题，引起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区革委会主任苗凯的不满。

尝试改革的田福军

直至1979年，经历数次人事调动的田福军，回到黄原出任地区行署专员，地区农村搞生产责任制才正式起步。尽管孙少安们抓住机会突破各种限制，黄原区发展农业责任制的的情况仍然参差不齐。路遥笔下双水村联产承包推行的故事里，省委书记陈伯年、区行署专员田福军、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孙少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却也有各自的难处。

全国范围来看，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同样困难重重。十一届三中全会虽恢复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但只允许“包工到作业组”，严禁“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安徽率先突破禁区，实行包括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却也不断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质疑。

1980年主政安徽、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以及邓小平的明确表态，中央关于包产到户的支持态度才日益明确，1983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全面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得以突破限制，逐渐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集体”开始解散。

《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的改编，凸显了人民公社发展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必然性，田福军、孙少安显得更有底气。剧中田福军最常说的台词是：要让全县人民吃上白面馍。孙少安则一再咬牙发愿不再让家人过这样的烂包光景。不同身份、处境、知识水平的人，尽力理解所处的大时代，也理解着自己的命运。

氏族与阶级：日常交往中的亲疏关系

外在制度安排的转变外，乡村社会自有的特点是规范农民日常行为的另一股重要力量。两场暴力事件的发生及解决，集中展示了集体化的大时代，与双水村作为传统自然村落间的张力。

孙玉亭与寡妇王彩娥的桃色事件，引发了双水村的一场大规模暴力冲突。王彩娥亡夫金俊斌的金家户族、王彩娥的娘家王姓一族、孙玉亭的孙家，甚至是想置身事外的村支书田福堂的田姓家族也未能幸免，在这场几乎没有旁观者的大混战中，即便是平日有嫌隙的人家，也自觉与同宗同族人站同一阵营。最终公社武装队作为外部力量，以“枪声”暂时平息了村落内各氏族间的武斗。

在另一个事件中，各有嫌隙的村内各氏族则自发结成同盟。严重旱灾的时期，东拉河上游的下山村、石圪节村和罐子村，借地理优势，筑坝拦截了上游的水。饱受缺水之苦的双水村居民迅速达成共识，金家、田家以及各杂姓人家异常团结，一齐参与到偷砸别村水坝的行动。

即便是集体化时代，家庭仍然是双水村农民最基本的生活单位，未分家的父兄姐妹一起应付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氏族，有些情况下则是扩大了的家庭，它首先是亲缘关系，同姓人大多可以追溯到有亲缘关系的先人；也是地缘关系，比如双水村的田姓人家多集中于田家圪崂，金家则分布于哭咽河畔的金家湾。氏族以亲缘、空间为基础，形成的无形的共同体，实际上还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

比如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划分责任组，农民往往愿意和同族同姓人一组。至于以村为单位与外村发生冲突时，村落则成为扩大了的家庭与氏族，同一个诉求让各族人不遗余力、齐心协力。农民们可以用最严厉的话语批判台上受批判的“阶级敌人”，但台下漫长的日常交往中，阶级成分并不会优于氏族关系，成为影响农民建立亲疏关系的主要因素。即便阶级话语常挂嘴边，实际的日常交往中，并非“贫农”聚堆、排挤“地主”或“富农”。张乐天在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中，尤其分析了农民“场面下的观念”与“场面上理直气壮的言行”之间的微妙关系。双水村最革命的孙玉亭也会感慨：“革命是革命，亲人是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