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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政:社会抚养费的性质

2015-03-20 21:46:00 作者: 黄文政 梁建章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真正合理的社会抚养费应该是政府对多子家庭的补助,而不是对他们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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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对所谓“超生”家庭征收高额罚款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措施之一。高额罚款有个很好听,却似是而非的名称——“社会抚养费”。顾名思义,这个措施的主要根据是,抚养“超生”孩子要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超生”家庭需要对社会给予额外的补偿。另一个相关的理由是,社会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都处于匮乏状态,征收社会抚养费可以减少孩子数量,降低整体需求对社会资源的压力。

这两个理由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深入分析一下就知道根本站不住脚。首先,教育和医疗等社会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它们是有偿提供的,那么使用者直接承担了费用,不存在需要额外补偿的道理。如果它们由政府免费提供,那么建设和维持这些公共事业的资金也是来自劳动者所贡献的税收。“超生”的孩子虽然在养育期间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但长大后照样是创造税收的劳动者,因而可以对未来贡献更多的社会资源。

我们可以进一步算笔帐,看看政府在养育孩子上的投入和产出。对于世界上所有政府来说,教育方面的投入只占税收的一小部分,一般远小于政府用于抚养老人的开支。在美国,税收占GDP的26%,教育开支只有GDP的5%,而养老开支则超过GDP的12%。由于美国的生育率长期处于替代水平,年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上述比例可大致反映出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过程中对政府收入和开支的影响。

通俗来看,GDP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创造或享用的财富。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上述数据表明,增加一个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以获得26%的税收,最终用12%来赡养他,而剩下的9%加上财政赤字,则可以投入国防、科研、基础设施以及归还以前的赤字。值得说明的是,赤字本质是个人借给政府使用的开支,它也是个人劳动创造的财富,与税收的区别在于政府将来对赤字是要偿还的,而支撑偿还能力的则是未来纳税的劳动者。

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开支。这个结论丝毫不奇怪,因为对社会来说,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之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一个没有小孩的家庭,尽管暂时给政府省了5%的教育投入,但等到夫妻老迈之后,却需要政府付出至少10%的养老费用,同时也没有新一代贡献税收去分担政府开支。相比之下,生育多个小孩的家庭,虽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教育资源,但以后会贡献远大得多的税收,供政府用于抚养其他家庭的老人并提升社会整体的进步。

中国目前的情形与美国大致相同,税收占GDP的比例将近20%,而教育方面的投入只有GDP的4%。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长期大幅低于替代率,将来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下降,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上升,中国未来用于抚养老人的支出将远远高于GDP的10%,这将严重挤压国家对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因此,限制孩子的出生虽然看似节省了当前的抚养费用,但却极大地消减了推动社会未来进步的力量,完全是一种杀鸡取卵似的短视行为。

也许有的人会说,很多少子或无子家庭可以靠他们自己的积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个观点从宏观来看是完全是错误的。就社会整体来说,老人手中的养老积蓄越多,年轻人的压力反而越大。这是因为养老积蓄在支付时,老年人兑现能力越大,工作人口在自己创造的价值中能分得的份额就越少,只是养老积蓄和支付方式的社会化在微观上模糊了这种关系。

实际上,除了房屋等使用年限很长的物品,老人当年创造的价值在一代人之内基本已经消耗掉了。养老积蓄并非把当年创造的产品或服务储存下来供以后使用,而是把其投入于生产能力的提升,在兑现时按相应价值来购买后面劳动人口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因此,养老积蓄作为名义财富在兑现时的价值取决于其投入的未来生产能力所能创造的价值。人口衰减,未来经济规模会相对萎缩,届时创造的价值总额缩小越厉害,养老积蓄所代表的名义财富的虚幻性就越强。具体可能表现为投资普遍亏损和房地产市场崩盘。

人口老化和衰减时,养老积蓄的虚幻化更直接地表现于社会养老金体系的困境。近几年来,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反对。 需要延迟退休最根本的原因是低生育率导致的未来严重老龄化。不过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人比例只有14%,未来几十年会一路上升到40%左右。若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劳动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一方面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另一方面劳动者减少降低养老金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人福利或者提高劳动者的保费。换言之,人口老化和衰减直接导致养老金作为延迟消费的名义财富虚幻化。

至于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办法来减少孩子数量,降低整体需求对社会资源的压力根本就是一种短视的荒谬做法。以教育资源为例,过去十几年来,由于孩子数量衰减生源不足,中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尽管不少人口转移到城市里来,但城市学校数量也在减少。因此,中国社会整体上早就不需要靠减少孩子数量来平衡教育资源的供求关系。

那么减少孩子数量会不会让优质的社会资源惠顾更大比例的孩子,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养育质量呢?这种效应只是在短期存在,而长期的作用正好相反,并且长期代价大于短期的好处。姑且不说关闭学校造成多大的浪费,就是剩下的所谓优质资源其实也是原先人口较多时存留下来的遗产,这种靠遗产得来的优势是被动而且不可持续的。

比如,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学生和教师的质量和投入的财力。假设一个100万人口城市拥有5所一流的中学,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降到20万以后,其最好的中学的学生和教师质量及财力只不过相当于人口100万城市的5所一流中学里的一所而已,而且肯定比不上最好的那所。后者的原因是,人口总量的下降最终会降低人口的规模和集聚效应,导致优秀学校的加速退化。加拿大的人口是美国的1/8,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相似,但加拿大最好的大学放到美国却难以排进前10位。

有人会说,现在到处都是入托难,上学难,如果当时没有减少孩子情况会更加严重。实际上,造成这种匮乏和紧张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比如,北京市常住总人口超过2000万,而且年轻人比例高,如果生育率达到替代水平的话,每年应该出生至少30万孩子,但在2011年仅出生了12.5万孩子。相比之下,纽约市总共820万人,不到北京市的一半,但在2009年就出生了12万孩子。正是由于学龄人数的急剧下滑,北京曾大量裁并小学,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只是近年外地人口大量移入导致小学人学人数回升,才让北京在2010停止裁并学校。也就是说,北京的入托难和上学难并不是因为孩子太多,而是长期低生育让北京在有关孩子的设施建设方面缺乏足够动力。

在同等质量下,人力资源的总量与数量成正比。计划生育下的少子化不仅最终会减少人口数量,而且会全面降低人口质量。首先,计划生育下的少子化会加深了老龄化的程度,最终导致平均人口素质快速下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2030年之后超过深受老龄化之苦的日本,居全球首位,到2050年更是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在相同的人口规模下,一个老态龙钟的社会在知识更新能力、创造力和向上的动力及活力上都无法与年轻人较多的社会相提并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老龄化程度越高,人口的平均质量越低。

其次,中国城市在家庭收入、教育条件和人文环境上要普遍好于农村。在同样的天分下,相对于在城市里生长的与城市生活自然一体的孩子,来自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孩子,在教育背景、消费习惯和从业理念上都有所不同,在长大成人后,要经过更多努力和困难才能融入城市,进入现代经济循环。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对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更加严厉,人为减少了那些成长条件更好的孩子的比例,延缓了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

第三,严厉的计划生育导致中国少生了上亿孩子,这些孩子很多本来可以出生在中国条件较好的家庭,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熏陶。谁知道这些少生的孩子里本来有多少可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才?由于政策限制及观念的改变,北京上海等城市的生育率只有0.7左右,处于全球最低列。这些城市集中了各行各业许多最出色的人才,但在0.7的生育率下,他们的后代以每一代人减少三分之二以上的速度在消失。换言之,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和沉淀下来的最优秀的基因只要两代人就会消减得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

第四,独生子女承载着父母对孩子的全部希望,他们从小就面临着不要输在起跑线的压力,这让孩子过早失去童真,对孩子保持学习的后劲也没有好处,而且可能会对孩子的身体成长产生消极影响。过去20多年来,虽然营养水平不断提升,但学生的身体素质却在全面而持续地下降。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在2012年的全国政协提案中提到,1985至2010年,中国中小学生肺活量下降了11.4%,大学生下降了近10%。小学生400米跑,初中、高中、大学女生800米跑,男生1000米跑的成绩,分别下降了8.2%、10.3%和10.9%。中小学男生引体向上成绩降幅达40.4%。中国人未来的身体素质不容乐观。

总而言之,减少孩子数量不仅会大幅降低未来人口的数量,也是在全面降低人口的质量,因而对未来人力资源会造成双重打击。在中国生育水平如此之低而且即使完全放开也没有可能维持在替代水平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奖励而不是处罚多生孩子的家庭。换言之,真正合理的社会抚养费应该是政府对多子家庭的补助,而不是对他们的罚款。从根本上来说,多出生小孩未来所贡献的税收,将远远远大于其所占用的教育资源,并且会被用来抚养整个社会的老人。如果有人担心这种奖励会让父母只注重生育数量而忽视质量,那么也可以把社会抚养费的奖励与小孩未来的贡献挂钩,例如可以把小孩纳税的一部分作为社会抚养费转移给自己父母养老,这样抚养出众多高收入孩子的父母,就会获得较高的养老收入。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的国家都在采取奖励生育的优惠政策。比如,法国就长期鼓励生育鼓励。法国税法规定,第三个和之后的每个孩子的免税额相当于前两个孩子的总和,目的就是鼓励家庭生育三个和三个以上的孩子。对于生育八个孩子的家庭,法国政府会颁发共和国家庭金质勋章。即便如此,法国的生育率依然低于替代水平,尽管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都远高于中国。

前面的分析表明,家庭生育孩子,对政府和社会来说是收益大于支出。但反过来,生育孩子对家庭来说在经济意义上更可能是一笔“亏本的生意”。在传统的家庭养老下,父母既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养儿防老是生育孩子的内在经济动因。但在社会养老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者是全社会。现在养儿的成本越来越高,有人估计在中国城市里抚养一个小孩成年的成本是几十万元,而未来基本不指望小孩在经济上支持抚养父母。所以仅从经济意义来看,养育孩子是一种高投资低回报的行为,这也是现在生育意愿普遍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持续下去,整个养老体系就会崩溃,更不用说长此以往,中华民族可能面临灭种的威胁。因此,要缓解低生育率问题,需要经济上的奖励政策来抵消养老社会化带来的对于生育意愿的副作用。

也许有人担心,奖励生育可能带来更多孩子,增加家庭的抚养压力。但是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奖励生育并非强制生育,只是让家庭有更多的选择,就是让愿意多生孩子的人可以去满足自己的愿望。实际上,当别的家庭养育了更多的孩子,而你生育孩子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你养育孩子的压力其实是在下降的。

当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推高养育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另一方面,少子化降低家庭养育的规模效应,推高平均养育费用。按美国2012年的数据,家庭养育一个、两个、三个孩子的费用比分别是100、160、188。第三个孩子的费用只相当于第一个孩子的28%,孩子养得越多,平均养育费用越低。这也是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孩子数量全球最少,但单个孩子的养育成本相对收入的比例却更高的原因。反过来,如果每个家庭平均的孩子数量越多,全社会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反而越低,这样父母对养育孩子压力的感受越轻。通俗来说,如果社会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孩子不会养得这么金贵,平均费用不会这么高,愿意生育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更健康。

此外,或许有人还在担心多生小孩会消耗更多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对于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我们已经在《财新网》的前面几篇文章中做了充分的论述。结论是,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老虎和未来的人口衰减不仅对缓解任何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几乎毫无助益,反而对未来开发清洁能源和保护环境都十分不利。

当前媒体有关生育政策的讨论热点是社会抚养费的去向以及放开二胎的可行性。在这种时候,很多人也许会觉得鼓励生育是一种非常极端的观点。但实际上,在三十多年来一面倒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中国社会对维持正常繁衍所需的生育状态的期望已经被严重扭曲。 除中国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之后仍然限制生育。而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超过20年。中国早已经陷入了严重的低生育率陷阱,即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在有限的反弹之后,生育率依然会下滑到远低于替代水平一上。如果不强力鼓励生育,中国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将不可避免,这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国防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甚至严重动摇中华文明的基础。

因此,鼓励生育不是极端的建议,而是维持民族繁衍,确保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最终必须要做的事情。新加坡和伊朗也都曾以柔性的方式限制生育,但在认识到低生育率的严重危害之后都改弦更张,在生育政策上做了180度的转向。中国的低生育率情况远比他们当年转向时更严重,也更难逆转。基于此,我们希望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能够尽量一步到位,也就是立即全面,无条件放开生育,并在生育率再次下滑到替代水平以下时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我们认为,改变社会抚养费的性质,将其从政府对多子家庭的罚款转变为奖励将是未来鼓励生育政策中可供考虑的措施之一。

责任编辑:旺旺
来源: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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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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