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政：计划生育的科学根据何在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其长期的执行过程中，体现为用严厉限制生育的手段来控制人口规模。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已不可避免。无论从稳定人口结构还是未来人口规模来看，现在需要的是全面放开生育，并在出生人数再度锐减时，通过减轻家庭养育负担的措施来鼓励生育。

但新近的生育政策的调整却是非常保守和拖延的放开单独生育二孩的方案。这种调整对中国生育率恢复到正常水平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60后、70后女性和她们的丈夫绝大多数都不是独生子女，无法受益于单独放开二孩的政策。政策放开的拖延，将可能给这些即将告别生育期的女性造成无法弥补的人生遗憾。根据孩子和父母的死亡率，这其中至少有数十万家庭会成为“失独家庭”，也就是因为政策调整的拖延而遭受灭顶之灾。

根据最宽松的估计，即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在补偿生育反弹高峰的第一年，出生人口也不会多于2500万，远低于196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的出生高峰。而生育率也不会超过2.3，远低于世界平均生育率，只是略微高于中国维持人口正常繁衍所需的更替水平2.2。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年的反弹之后，生育率就会掉到更替水平以下并走低到远低于更替水平的自然生育率。由于处于育龄高峰的90后女性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数量将下降一半左右，即使中国有幸维持自然生育率不变，每年出生人数也将急剧萎缩。

根据最宽松的计算，因为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而多出生的人口累积不会超过2600万。就算中国未来能幸运地把自然生育率维持在2.0的水平，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4.5亿人。不管如何鼓励生育，长期来看，中国每年出生人数在未来也难以维持在1500万的规模，远低于1960年代中后期的2400万到3000万的水平。这意味着，等到60后开始走向生命终点时，中国每年将减少900万到2000万人口, 十年之内就会减少1亿到2亿人。与之相比，现在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历年累积多出的不到2600万人完全是微不足道的。

而且，在几乎所有低生育率国家，出生人数的反弹所带来的婴儿潮被当成社会福祉。唯有在中国，这种有利于缓解未来人口老化和萎缩的，非常短暂且有限的出生人数反弹才被当成洪水猛兽，以至于宁愿让无数家庭承担彻底毁灭的风险也不允许发生。那么这种荒唐思维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有何站得住脚的理论根据？

第一种逻辑是要把中国人口峰值控制在某个人为设定的目标以下。比如，国务院在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就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5亿内。如前所述，中国人口现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14.5亿，更不用说15亿了。更重要的是，这种人口控制目标本身就是臆想的产物，其背后是所谓的“承载人口”这个现在国际学术界早已摒弃的概念。历史上，不同人提出的地球“承载人口”从几亿到上万亿不等，不同结论间的差异之大使得这个概念失去任何科学和现实意义。

有人担心人口无限增长，所以相信必然存在一个容量极限。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个容量极限可被精确计算而成为牺牲无数家庭的幸福的理由。对于那个被奉为天限的、不惜一切代价也不允许突破的、其实根本也不会突破的15亿的目标，我们不禁要问，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使用了什么指标来定义容量？背后是什么假设？这些假设的合理性如何？这些假设条件是否随时间改变？它的推断过程是什么？根据什么理论？这些理论是否经过验证？实现这个控制目标有多大的代价？这些代价是否超过目标的本身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没人可以回答得了上面这些问题。在可预见的时间里，生产和生活方式或者技术条件的改变对所谓容量的影响可达到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人口政策对人口总量的影响是百分之几至百分之几十，要低一个数量级。牺牲无数家庭的幸福来控制人口，追求对容量起到低一个数量级的所谓缓解作用完全是以珠弹雀，本末倒置。比如，从1980至2012年，中国年能耗增长400%多，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确认，计划生育只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到15%。若为经济发展可接受能耗增长400%，那降低15%的人口有何意义？如果用同等力度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何止15%？

人类文明就是一部人口不断增长的历史，从几百万，几千万，到几亿，再到今天的几十亿，一直在突破原来的纪录。早在人口只有十亿时，马尔萨斯就警告地球已经无法承载更多人口，但现在世界人口已突破70亿，人们却普遍比过去生活得更好。如果说人口一直无限增长，人们也许还有担心的理由，但时至今日，人口的变化趋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避孕措施的普及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生育率快速下降，在可预见的将来会降至更替水平附近，世界人口无限增长的前提不再成立，而中国的人口规模在峰值过后则是一泻千里。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1960年代至1990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在人口增长几倍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变得越来越好，现在人口峰值在望，却担心达到峰值前再增长百分之几天就会塌下来，这种想法显然有悖于合理的推断。

中国的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4.5亿，更大大低于15亿这个人为设定的目标。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开始萎缩，速度逐步加快，最终持续性锐减，其衰减速度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既然设定人口峰值上限的逻辑根本不成立，现在还不完全放开的另一种逻辑就是要把中国人口规模大幅减至某些人心目中的所谓适度水平，也就是某些人口学家所说的“适度人口”。

那么什么是适度人口？追根溯源，适度人口的概念来自西方的Optimum Population，原意是“最优人口”。当年被中国人口学界翻译成“适度人口”本身就是刻意的误导，因为“适度”暗示着超过了就不合适。最近几十年西方几乎再也没有人提这些概念了。在通用的学术期刊在线系统JSTOR中，用“Optimum Population”从1932至1980可检索到数十篇文章，其中不少是批评声音。但是，自1981之后只检索到7篇文章，其中1篇是批评，3篇无关，另2篇来自同一人，还有1篇讨论澳大利亚的人口承载力。然而，在中国知网（CNKI）用“适度人口”自1981年检索到151篇文章，这些文章一边倒地论证中国全国或者各个地区的适度人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宋健和田雪原等人的文章。我们仔细阅读后发现没有任何一篇支持适度人口论的文章经得起推敲。

宋健、孙以萍1981年在论证中选择的标准是中国在1980年在营养构成中与日、法、美相差最大的是动物蛋白摄入量。他们以法国的摄入量为目标，假设中国各类农产品在不同年代年增长比率上限为1%到6%不等，得出要达到法国人的动物蛋白摄入水平，中国在2050年最多只能容纳7.38亿人。然而，年增长率的假设上限上调2%，到2050年的容量就增加300%，换言之，略改一下增长率，7.38亿的极限人口就会变成30亿。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超过13亿人，营养水平与发达国家几无差别。

田雪原、陈玉光在同一年的文章中则定义：技术装备程度 = 固定资产/劳动人数，并假设到2080年，工业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5.5%和4%，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4%和3.5%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到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人数最多只能有0.6亿，用类似的方法得出农业劳动人数应为1.2亿。再给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到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至7亿。然而，用这种方式来决定劳动人口有任何意义吗？而且，固定资产年增长率的假设只要增加1%，到2080年的适度人口就要高出170%，从7亿变成19亿。实际上，中国从1980年到2010年的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就远远超过文中设定的增长最高极限。

很显然，这些论证的假设之荒唐，推断之草率使其结论毫无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为什么它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给出中国适度人口是6亿到8亿之类的结论？合理的猜测是，中国当时有10亿人口，既然觉得人口太多就要减少。美国自然成为中国的参照目标，但要把人口减少到美国的3亿似乎太过，所以折中降到6亿至8亿似乎是心理上最容易接受的水平。然而，这完全是种东施效颦的心理，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美国当前的人口数量就是合理的。实际上，美国的人口总量过去200年增长了41倍，而中国只增长了3倍。因为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而且每年有大量的移民，美国的人口会持续增长，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人。在低生育率惯性下，中国的人口并不是降到6亿至8亿以下就会停止，而更可能是在低生育惯性下以更快的速度继续萎缩。

此外，在只看到人口的分母效应的观念之下，很多人会想象如果人口减少了一半，那么人均财富就会增加一倍。但这根本就是种刻舟求剑似的幻觉，也就是在假设外部经济规模不变的条件下来看人口减少的影响。实际上对财富而言，人既是分母也作用于分子，而且分子效应比分母效应更长效更宏观。无论是深入的经济学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在人口的衰减过程中，较之分母的下降，分子的下降更多也更持久，最后可能导致人均相对更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就是鲜活的例子。

简言之，所谓中国的适度人口是6亿到8亿这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说白了就是古人早就明了的那种东施效颦的心理和刻舟求剑的幻觉，至于所谓的论证很明显是先确定了目标后再去倒推假设条件，以此来给这些心理幻觉披上科学的外衣。直到今天，拒绝完全放开生育的背后说得出的理由依然是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陈词滥调。

严厉生育限制政策已持续30多年，很多人早已淡忘这个政策最初是如何论证的，更不知道其论证所依据的研究多么粗糙和荒诞。继续限制生育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竟然是，如果完全放开，那么之前的成绩就要打折扣。换言之，政策本身的错误已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这种惯性在不断地维持强化其本身的存在。

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意义的最优人口数量呢？我们认为，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的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这时的人口数量就是最优的。所谓最优的人口数量应该体现在亿万家庭的愿望中，而绝不应该受某些人的心理幻觉所左右，以至于他把假设条件中的某个指标随意下调1%就可以影响千万家庭的幸福，阻止无数孩子来到人间，并且导致千百万家庭最终承受失去唯一孩子的而遭受家庭毁灭的人伦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