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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政:从河北“超生”父亲自杀说起

2015-03-05 21:17:00 作者: 黄文政 梁建章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中国社会对“五孩家庭”如此大惊小怪恰恰说明,在极端思维的影响下,中国人对生育状态的感知已远远偏离了维持民族繁衍所需的正常观念

2013年12月8日人民网报道:因长期被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北省邱县龚堡村村民艾广栋于12月4日在村支书家喝农药中毒,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身亡。艾广栋与妻子谢玉凤育有4女1男。从2003年他们有第2个孩子后,村干部们就开始上门征收社会抚养费,当时要一次性收7千元。“我们家很困难,一次性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然后他们就时不时来上门收钱,有时拿走200,有时拿走500,都没开过发票。有了第3个孩子后,他们就要求一次缴6万块钱,我们更是负担不了。”谢玉凤回忆道。2013年12月3日,村干部一行5人,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由,强行拉走艾家7000多斤玉米,而这是他家未来一年的全部收入来源。

因面临“超生”惩罚而自杀的事例很多。例如,2013年8月3日《经济观察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的王茹萍因生二胎,无力缴纳巨额社会抚养费,与丈夫吵架后自杀。2012年3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博导、北大博士、哈佛博士后、优秀的化学家曹廷炳因被告发生育二胎面临开除,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跳楼自尽,时年39岁。

生育率是否处于超低水平?

生育率可通常理解为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根据中国男女性别比和女孩存活率,中国生育率的更替水平高于2.2,即每对夫妻平均需生育2.2个孩子才能让孩子数量与父母辈持平,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2010、2011和2012年的生育率仅为1.18、1.04和1.26,远低于更替水平。即便1.4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36%。

有人看到前面新闻的第一反应是,竟然还有家庭生5个孩子,说明“超生”严重,实际生育率被严重低估。但其实,即便在超低生育率下,出现五孩家庭也极其正常。中国现在出生男女比是118:100。假设所有家庭都一直生育到有男孩为止,那平均每个家庭的孩子数也仅1.85(即(1+1.18)/1.18),远低于更替水平2.2,而拥有5个或以上孩子的家庭的比例为4.43%,即平均每23个家庭就有一家有5个或更多孩子。有人对新闻中的五孩家庭大惊小怪,说明这类家庭已很罕见,进一步印证了生育率之低。

人们根据直觉容易高估生育率。假想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再考虑1/8不孕不育的比例,平均生育孩子数仅1.75。但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在这个假想情况下,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来自三孩家庭的孩子却占一半,似乎让人觉得“超生”太多,人口会膨胀,但实际生育率仅1.75,远低于更替水平。

换言之,只有当人们感觉三孩四孩很普遍时,生育率才勉强达到更替水平;当两孩家庭很普遍时,生育率其实已远低于更替水平;当独生子女比例很高时,生育率则处于极低水平。也就是说,需要很多三孩、四孩,甚至五孩、六孩才能弥补一些家庭的不生或只生一个所造成的亏缺。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之低已无悬念,台湾生育率不到1.1,属世界最低之列,但却没有大陆如此普遍的独生子女,而五六个孩子的家庭也会偶见于媒体。

从不同证据判断,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的生育率基本是可靠的。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可验证2000到2010年的抽样生育率非常准确,根本不是计划生育部门宣称的实际生育率要比抽样高50%。“十五”和“十一五”规划对短短五年的增长人口竟接连两次高估超过50%。对这种彻底的错误,计划生育部门从未给出正式解释。近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生育率在1.04到1.26之间,高值对应于婴儿潮的龙年,但卫计委仍坚称生育率在1.5至1.6,罔顾许多专业人士的意见。有理由相信,卫计委将部门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继续修改数据来误导高层和民众,竭力拖延生育限制的完全取消。

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农村生育率还较高。其实,农村青年已大量进城打工,生育环境和观念已改变。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出1990至2010年共211篇文章,综合这些文章中的475张表格共280897人的数据可得出表1 。该表显示,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城乡生育意愿都在下降;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意愿相差不到30%,外出务工者居中;甚至农村的理想孩子数也已远低于更替水平。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 (Yamaguchi和Youm, 2012),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而实际生育率却不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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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低生育率可由教育的萎缩得到印证。《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从2000到2010年,农村小学减少52.1%,学生减少3153.49万,农村初中减少超过1/4,学生减少了1644万。尽管城市化也是导致萎缩的因素,但城市学校也在减少。例如,由于学龄人数减少,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中国新闻网,2012)。

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超过20年。要没有艾广栋这样的“超生”,生育率会更低,未来人口老化和萎缩的灾难将更严重。在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五孩家庭都是正常现象,中国社会对此大惊小怪恰恰说明了,在极端思维的影响下,中国人对生育状态的感知已远远偏离了维持民族繁衍所需的正常观念。就像一个社会强制大部分人变成独眼后,人们反而觉得双眼不正常。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

艾广栋家境贫穷却生了5个孩子。有人认为应杜绝这种低素质者滥生。姑且不说这种观点违背了最基本的平等理念,就是实证分析也不支持这种与出身挂钩的生育限制。其实,只要机会公平,出身贫寒的孩子可能比富裕家庭的孩子对社会贡献更大。像划时代的人物如伽利略、牛顿、瓦特都出身贫寒;美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如林肯和富兰克林也出身贫寒,尤其是发明了避雷针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富兰克林是父亲的第17个孩子。

中国现在的城市居民,不论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多高,往上算几代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贫寒家庭。因为早年只有富裕的家庭才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中国近代杰出科学家中出身贫寒的不多。但新中国的教育普及改变了这点,让来自贫寒家庭的人才大量涌现。航天员的选拔万里挑一,对身体,智力、学识和性格等素质的要求极其严格。下表是中国进入过太空的10名航天员的出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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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显示,除杨利伟和刘洋分别来自普通教师和工人家庭外,其余8人都来自农民家庭,其中一半家境贫寒。聂海胜在兄弟姐妹8人中排行第6,父亲去世后,母亲靠干农活把孩子养大。翟志刚是兄弟姐妹6人中最小的,母亲靠卖炒瓜子才供他读完小学和初中。刘伯明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2,小时候到草甸子上放猪,暑假曾到砖厂做工。在景海鹏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没吃过菜;父母在为生产队干活之外,靠绑扫帚换钱来让家人不挨饿。

这些家庭甚至比艾广栋家更贫穷,但却为国家养育了杰出的航天员。这些父母虽靠自己的劳作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但比起被“社会抚养费”逼上绝路的艾广栋,他们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一个为国家养育孩子却被惩罚的年代。艾广栋家被强行拉走的,被用来充当“社会抚养费”的7000多斤玉米是全家一年收入的全部来源。这些收入本可留在家里自用,真正用于抚养孩子,也许会培育出下一个王亚平或聂海胜。可以设想,要再晚一二十年,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张晓光可能根本没机会出生,即使父母有勇气把他们生下来,也会因巨额的社会抚养费不堪重负,甚至可能像艾广栋那样被逼身亡。

这些脱颖而出的航天员不仅给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也给家族带来了荣耀和实惠。孩子成功是中国父母的最大希望。多生几个孩子产生杰出人才的机率要远高于只生一个。在同住条件下,父母与孩子的智商相关性是0.42,而兄弟姐妹间的相关性是0.47 (Kaufman,2009)。据此可比较高智商少生家庭与中上智商多生家庭。这里高智商家庭是指父母一方的智商处于人群中最高1%的水平,中上智商家庭是指一方智商处于人群中最高19%的水平。假设高智商家庭生1个孩子,而中上智商家庭生3个,那么在平均意义上,高智商家庭中唯一孩子的智商要低于中上智商家庭的3个孩子中最聪明的那个。换言之,要培养杰出人才,少而精的养育方式抵不过数量优势。多一个孩子,父母就多一份希望。限制生育是在扼杀无数家庭改变命运的希望。

家庭的养育环境尤其是榜样的作用对培育孩子至关重要。这些经验需摸索和积累。本文作者之一在哈佛任教时同系有个同事叫蔡天西,生于1977年,22岁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成为哈佛最年轻的教授。她来自浙江一个小镇,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面有5个哥哥。全家6兄妹有5人获博士学位,1人获硕士学位。父亲蔡笑晚被誉为人才“魔术师”,曾把自己培养孩子的经验写成《我的事业是父亲》一书 。如果再晚20年,蔡笑晚也只能培养一个最多两个孩子,他的为父经验也没多大用武之地。

中国庞大人口的优势未被充分发挥的原因之一是大量农村人口被排除在现代经济循环之外。城市在家庭收入、教育条件和人文环境上普遍好于农村。同样天分下,相对于城市孩子,农村特别是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在教育背景、消费习惯和从业理念上都有所不同,长大成人后,往往要经过艰辛的努力才能融入城市生活而进入现代经济循环。生育限制政策对城市和沿海地区更严厉,人为减少了成长条件更好的孩子的比例,因而延缓了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

对社会发展来说,理想的生育状态也许是普通家庭平均生育两个孩子,而条件较好的平均生育三个孩子。当然,这种状态只能通过政策鼓励,而绝不应由限制来实现。任何限制政策不仅违背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在经济学上也会带来社会效益的巨大损失。

中国人少生也是世界的损失

本文作者之一曾在某次人口研讨会上问道,中国生育率如此之低为何还不鼓励生育。一位参与制定人口政策的资深人口学家不屑一顾地回答:“能让你生就不错,哪有鼓励的道理?非洲不是还有国家在控制生育吗?”在回应生育率为何总被高估时,他说:“不往高估怎么办?容许你生几个,你生不生我怎么知道,我只能给上限。”另一位更资深的人口学家则脱口而出:“中国人口的素质太低了”。另一位支持严厉控制生育的人口学家在某个节目制作时声称,“中国人多所以就像蟑螂和蚂蚁。”

如不是亲耳所闻,完全不能想象这些言论会出自对中国人口政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口。实际上,中国人口的基本素质与任何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认知科学认为,智商测试能很好反映受试者的整体智力,包括理解、抽象、推理、演绎等能力及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设计合理的测试结果不受文化背景影响(Neisser等,1996)。尽管智商的群体差异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由此衍生的歧视更违背和谐与公平原则,但鉴于许多生育限制支持者潜意识中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了解一些认知科学中有关中国人的基本结论是必要的。

Lynn和Vanhanen在2006年出版的《智商与全球不平等》一书因涉及族群间的智商差异这一敏感话题倍受争议,但该书囊括的113个国家和地区数百个智商测试结果等翔实资料具有参考价值。 按该书的结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在105至108之间,欧洲和北美在90至102,东南亚在86至94,中东在78至87,印度82,撒哈拉以南非洲低于75。其中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数据分别来自当地的10个、11个、9个、2个不同智商测试结果的综合,每个测试的样本人数从几十至几万不等,其结果最低100,最高122。

大部分国家的智商测试成绩过去几十年都在上升,该现象被称为Flynn效应,一般被归功于营养水平的改善和环境的复杂化(Colom等,2005;Flynn,2009),但在一些发达国家,上升趋势在最近一二十年已停止(Sundet, 2004;Teasdale和Own,2005;Gray,2009),说明Flynn效应与智商测试可反映人类基础智力的假设并不矛盾。图1中不同年代的智商数据是对Flynn效应调整之后的,因此是可比的。

东亚文化圈人均智商更高在认知科学中有很多论述(Lynn,1982;Neisser等,1996;Rushton、Jensen,2006)。多项研究还表明(Winick等,1975;Clark、Hanisee,1982;Frydman和Lynn,1989),从小被领养的东亚裔孩子在后来的智商测试中成绩也要显著高于相同背景的欧洲裔和其他族裔的孩子。如果这个结论正确,那说明差异是先天性的。

智商测试所反映的能力对科技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按美国心理学会1995发布的《智商:已知和未知》报告(Neisser等,1996),个人智商与工作效绩、教育和收入高度相关。Lynn(2008)分析了数十个国家不同族裔间的智商差异和收入差距,发现在几乎每个国家,平均收入的顺序与平均智商的顺序一致,即东亚裔 > 欧洲裔 > 拉丁裔 > 非洲裔。例如,在巴西和加勒比海各国,东亚裔最初都是种植园苦力,但一两代人后却迅速上升到收入最高层。

值得指出的是,个体智商有很大的随机性,相互间的差异一般也远大于族裔间的差异,而且对个体来说,成功与否更多地取决于努力和环境等后天因素。 Herrnsten和Murray(1994,322-326页)验证了,族裔间的收入差距几乎完全可由他们智商的差异来解释;即两个不同族裔的人,如果智商相同,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差距。这表明对个体的评判应完全基于个体特征,而不是其族裔背景;在个人能力之外,基于族裔背景所产生的偏见不仅违反道义,也毫无道理。

在国际比较上,《智商与全球不平等》根据19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得出人均智商与人均GDP相关性高达0.7。该书论证了这并非由于人均GDP高导致智商高,因而说明国际间人均智商的差异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经济成就上的差距。中国人均智商按认知科学的结论处于世界最高之列,但中国发展水平依然较低,说明中国科技和经济要达到与中国人均智商相适应的水平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除人均智商不低于任何民族外,中国的文化特质也非常适合于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国人追求世俗成功,勤劳程度不在任何民族之下,在中国随处可见夜以继日的工地,而这在其他国家难觅踪影。中国人有更强的忍耐力,注重长期和整体利益。当然,无论是智商还是文化特质都只是潜能,其对发展的作用只有通过后天的发挥才能实现。

在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少数杰出人才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这是否说明真正重要的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其实这恰恰说明了数量的重要性。 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越优秀。其他条件一样,从13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3亿人中选出的要更优秀。

实际上,正是千千万万像艾广栋家这种勤劳本分的普通甚至贫寒的家庭撑起了中国社会,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记述他曾告诉邓小平,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说,新加坡人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而中国有的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作为世界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李光耀对中国人口的素质深具信心。他曾领导的新加坡就是由无数像艾广栋这样的贫苦农民的后裔所组成的,已迈入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其人口素质更居世界最前列。

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创造了机会。中国的极低生育率意味着勤劳、追求世俗成功、智力超凡的中华民族占世界的比例在急剧萎缩,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损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尽管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移民接收国,但在不到世界平均一半的生育率下,经济因素可能导致大量移民涌入中国;华南已出现非法移民集聚的社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亚太区总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需要吸引其他国家的年轻劳动力移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主要鼓动者和资助者,现在却建议中国吸引移民,这无异于限制中国孩子的出生来给外国移民腾地。

颠倒黑白的社会抚养费

把艾广栋逼上绝路的是所谓的“社会抚养费”。针对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部门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这种说辞极其荒唐。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养育孩子是对未来的投资。多出生的孩子即使在成年前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但成年后却创造更多的公共资源。如果说中国社会真的落后到不能给多出的孩子提供公共资源,而必须要他们的父母来补偿,那么这些孩子在成人以后,社会就应该反过来去补偿这些父母,因为他们更多的孩子给未来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公共资源。现在有何计划来补偿多生父母对未来的更大贡献?

中国现在孩子占人口的比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也低于世界大部分国家。过去一二十年,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因生源不足关闭了大量学校。 到底是孩子太多无法提供公共资源而要多生的父母补偿,还是孩子太少导致已有资源的巨大浪费?既然社会抚养费是让多生的父母来补偿社会,这笔钱应投入到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之中。但实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除了支撑现有的计划生育体系之外,有多少用来抚养和教育孩子?

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完全是颠倒黑白。在传统家庭养老中,父母既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在社会养老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的是全社会。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道义原则,因为多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给社会贡献了更多的养老体系的支撑者,但却因此受到惩罚,这是何等荒唐?

绝大部分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宝贵的资源,许多生育率远高于中国的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例如,法国政府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其中4-5个孩子的家庭是铜质,6-7个孩子的是银质,8个及以上孩子则是金质勋章。实际鼓励措施更不计其数。即便如此,法国生育率也只有2.0,依然不到更替水平。日本、韩国、台湾等也在竭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还是在极低水平徘徊。

在一个生育观念正常的社会,真正的社会抚养费应是政府对艾广栋这类家庭的补助,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辛劳为社会贡献了更多孩子,为将来贡献了更多的工作者和建设者。但中国现在的“社会抚养费”却在无情地惩罚他们。对艾广栋来说,“社会抚养费”不仅剥夺掉了他用来抚养孩子的最后一点能力,更是将孩子的抚养者逼上绝路。这种毫无道理、毫无道义、毫无道德的政策该结束了。

责任编辑:旺旺
来源: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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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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