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政：政策迷途——低生育率威胁国家安全（七）

尽管低生育的各种恶果会不断显现，但由于技术、机制、城市化还有上升空间，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会快速进步，相对国力可能在2050年前达到顶峰。但若生育状况在一二十年内无法改观，在顶峰之后，中国的地位将随人口深度老化和锐减而陨落，留下实力真空。届时，那些在中国扩张期隐忍的敌对势力会趁机反扑，置中国于更险峻的安全环境之中。

西方精英对人口的战略性意义认识深刻。社会学之父孔德在十九世纪就说“人口即命运”。在1970年前后，西方生育率首次低于更替水平，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则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人口过剩的思潮在西方兴起，而能源危机对该思潮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1974年底，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主导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成为美国鼓动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纲领性文件。一些宗教组织采取法律行动迫使此秘密文件于1989年解密。该文件要点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引导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并为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

中国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71年。之后，生育率从5.81陡降至1979年接近更替水平的2.75。这期间受国外多大影响不得而知，但导弹专家宋健是1978年在欧洲接受人口控制论后回国，与一些理工学者进行人口预测并提出一胎化方案。1980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与中国签署协议资助中国开展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的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很多由联合国项目培养；许多课题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中国人口政策一再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让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部门来主导人口政策。这其实是专业误配，相当于让会计部门来决定公司的盈收目标和发展方向。人口学研究的是人口变化的规律；而人口政策关心的是相反的问题，即人口对经济、社会、国防、环境、文明的影响，这是经济学、社会学、国防战略、环境科学、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超出很多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的专业背景。

更可怕的是人口控制观念下的思维惯性和部门利益取向。或许因坚信“一胎化”利国利民，宋健和田雪原等人，在1981年分别以发达国家的动物蛋白质摄入量和人均固定资产为目标，论证中国适度人口是6亿到8亿。我们仔细阅读后，对其假设之荒诞、推断之草率深感震惊。计划生育部门是人口政策的执行部门，利益直接受政策影响，在决策过程中理应回避，但现实中却起重要作用。虽然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部门中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中国人口危机的严重性并做了大量工作，但一些背着历史包袱的人却成为政策合理化的阻力。

突出表现是政策调整被离谱的数据一再误导。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生育率仅1.22，但被大幅调高后的1.8却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十五”和“十一五”人口规划对增加人口的预计在短短5年时间就超出实际50%多。近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都低于1.3。由人口普查数据回推可验证以往抽样调查数据误差有限，但卫计委仍坚称生育率在1.5至1.6之间，罔顾专业人士的反对。2012年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竟毫无底线地声称放开二胎可能让生育率升至4.4。人口政策的调整如此保守和拖延可能正是由此类误导所致。

鉴于人口形势的恶化已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我们提议将人口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议题，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特别工作小组，调查以往人口政策的制定过程，对误导和渎职者追究责任，评估人口形势和未来趋势，汇集各领域和各部门的意见，从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形成对人口安全的共识，推进人口政策的变革。

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替代水平超过20年，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的有限反弹，而是反弹后出生人数仍会一路下滑。因此，短期的政策调整应是立即完全放开并尽早鼓励生育，防止出生人数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坍塌。同时，对人口学会和计划生育部门进行重大改组，促使人口观念和相关机制回归到能维持民族繁衍的正常状态。

长期的人口政策应把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础。微观上，生育权须回归家庭，政府则应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各方面切实减轻养育负担，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中国人口政策的宏观目标应是稳定年新生儿数量，逐步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保持人口均衡发展。若无法避免中国占世界人口比例持续下降，那也不该让其降得太快。至少，中国应在人口规模上保持对西方的优势，确保中华民族拥有能取得并维持在全球主导地位的人口基数，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