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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秦晖《南非的启示》读后感(4)

2015-03-25 12:17:18 作者: 黄纪苏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在《南非的启示》中,秦晖先生有个感慨: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一个人人可以利己的社会,但要抵达这样的社会,先头部队还真得有点利他精神。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伸张,实乃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其对集体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的批判,虽有片面性,亦属目前中国的切实之需。

民主

《启示》千言万语,其实归根结底就“民主”倆字。民主在中国是个百年老话题,该说的早都说无数遍了。我自己的看法五年前在《中国不高兴》那本书里也说过一些[xi]。当年康生定某人为叛徒好歹还经过相面,而那本书,很多人一听书名作者名就知道是“反民主”“为文革翻案”的,难怪王林之类神功大师在中国总也剪除不完呢。

回到本文的开头,民主遭坏党诟病的重要一条是不大管用:民主要真那么管用,怎么大的管不住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管不住伊拉克血肉纷飞,小的管不住印度奸幼奸婴奸老母牛呢?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那些民主的广告推介词或产品说明书出了问题。民主既非上帝发明,怎么会有点石成金、变人间为天堂的本领?可没办法,中国就是一个妙药仙丹的超级市场,从治阳痿早泄的“一擦就灵”,到治国平天下的“一(承)包就灵”、“一股(份制)就灵”,全都是购销两旺。很多人谈论“民主宪政”时的口气,估计跟当年徐福、卢生等人向秦始皇介绍东海仙山、申报长生不死课题时的口气一模一样。夸大民主的作用,结果只能是让公众失望之余安于现状。人类社会是个变量丰富、关联复杂、因果错综、血肉模糊的有机体,许多事物既无恒形,也无定势,很难有个绝对的说法。市场规律、价格曲线之类是这样,民主也是这样。它有生长的脉络、运行的条件、适用的范围,总之是个挺娇气的东西。邱吉尔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是从理论上讲,但落实到实际是好是坏、好到什么程度、坏到什么地步,那可不由邱吉尔、杰斐逊说了算,还要取决于其他诸多因素。例如,在利益过于分裂的社会里,能民主出个什么名堂来,最好别太乐观了。总之,对民主要存一种平常心。原理上,民主的确是迄今最合理的制度,但能不能用好,那要看用的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还要看使用者是帮什么人。

民主有一个好处是比较肯定的,那就是它符合“人”的长期发展趋势。随着人民了解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从为人民当家做主向由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就在所难免。如今的老百姓,一个个世事洞明、能言善辩,比大小领导差不到哪儿去,看到国之大事自然嘴痒技痒,不让“妄议”就浑身难受——觉得“不妄议,毋宁死”的都有。也就是说,民主的能力会造就民主的欲求,民主的欲求会化作民主的价值。这个价值,近代以来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即便是不太民主的地方,民主的彩旗缎带也都置办得应有尽有——刚见报载,朝鲜金正恩“被提名”白头山选区的议员代表后,还致信该区群众表示感谢呢。我们每隔几年被拉去“选举”从未听说过的“人民代表”,投票站的大红横幅上也写着“履行公民的神圣权利”。各级人大代表明明是各级领导任命的,干嘛非要弄得跟人民货比三家挑选出来的一样,还白饶上布钱、纸钱、墨钱以及人民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呢?道理就在于领导内心也觉得人民的代表就该由人民选举[xii],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只好内容现实主义、形式理想主义的先这么凑合着吧。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人民事事都管,那烦都烦死了,还要国家行政学院、青年政治学院干吗?鱿鱼具体怎么炒还是由大厨掌握,人民只考虑要不要炒大厨的鱿鱼。有些民主国家的大厨,手艺比隔壁的小金师傅真强不到哪儿去,虽然鱿鱼炒得一点也不好吃,但态度和动作的确比小金那样子好看,因为,“那是必须的”。民主不一定好吃(效率),但必须好看(价值)。不民主不一定不好吃,但越来越不好看了。好吃和好看都是人类的需求。一个涉及生存,早在人类穿裤子之前就有了。一个关乎大众的尊严,出现较晚,其成为普遍的价值也就是近一两百年的事——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过程使大众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长了本事也就有了尊严。《红楼梦》里焦大骂街,请蓉哥之流“还别跟你焦大爷使主子性”,结果被塞了一嘴马粪扔牲口棚里。民主别的功效不太好说,但解决了当权者别使主子性这一“现代性”问题,其功甚伟。好吃和好看二者能兼得当然最好,但有时不能,那就只好根据一个社会的轻重缓急,先顾一个。如果顾了民主,那就得明白:既然厨子都是你挑的,还享受了他们的满脸堆笑,那么,菜炒砸了谁也别赖,端起盘子吃干净完事。当然,有些人不认这个帐,选上了就上台,没选上就上街,你也拿他们没办法。

时间上,现代民主体制在西方基本定型以来,这个世界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让它更切合这个变化了的世界,需要探索实践而不是照本宣科。例如,拉美的“参与式民主”(包括“参与式预算”)就弥补了选票民主的不足;互联网为民主尤其是“直接民主”也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空间上,民主既然是另一方水土的产物,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文明体内安身立命,就少不了做必要的变通。有朋友会说,民主现在连影儿都没有,还是先解决准入再讨论改装吧。其实不耽误,与其热锅上蚂蚁似地等着民主通行证下来,还不如一面等一面平心静气想想,证下来之后,民主如何才能行得通、走得远,别老一遍遍重来。在一个剧变的时代,“名”往往落在“实”的后面老远。因此,更应强调民主的精神实质,而对民主的形式存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这样一种标准和尺度有可能为民主网络到更多的可能性及生长点。当然了,跟民主一点关系也没有的“纵向民主”之类也会跑来报到,非说自己是民主的非婚生子女。探索和实践是一个平淡琐细的日常过程,而人类却是一种喜欢致开幕词、放焰火的社会动物——如今多少老夫老妻都在补拍婚礼照啊。记得在某次会上某位朋友就表示,实在不甘心民主在中国没有一个“标志性时刻”。盼望“标志性时刻”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应当克制,因为把心思都用在“标志”上会失去许多不起眼但真实惠的机遇。我在《中国不高兴》里打过个比方:用存钱罐攒出个民主来,而不是摸六合彩摸出个民主来。存钱罐里的每个钢镚每张毛票都带着你的手泽和体温,因此你更知道怎么珍惜它使用它。而中了巨奖的彩民数了钞票购了宝马进了赌场吸了白粉最后送了医院的,据说有不少——个别人甚至钞票没数完直接就被120拉走了。

民主的拥护方和不拥护方

需要对民主的拥护方和不拥护方做点分析。先说不拥护方。之所以不用“反对方”,是考虑到在民主已成为普遍价值观的今天,很难说谁是“民主的反对方”了。官僚阶级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在基本价值层面上大都认同民主,只是由于岗位所系、利益所在,他们在实践层面上往往站在民主的对面。价值观与利益或立场的二元局面,使得整个官僚阶级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官员群体人格上趋于分裂。很多人在“专制体制”内删稿毙稿兢兢业业,该求官求位一丝不苟——办公桌尺寸小点他都不干。但私底下,如饭局上或群邮里,以他们激进的态度和激烈的样子,感觉已不不止是民主斗士,早已就是烈士了。六十岁会是这些人破镜重圆、结束人格分裂的黄道吉日。“退”的那天,他们会把不民主的立场连同单位发的各种学习材料留在办公室桌抽屉里,一手拎着“59大礼包”,一手拎着对民主的价值认同,哼着《时间都去哪儿了》还家或出国,享天伦之乐。

至于思想舆论界的民主不拥护方,也要有所区分。有些人喜见“举国体制”把中国的国势挺举到这样的高度,生怕红衫军起来把事儿搅黄了。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的担忧,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有些人不看好民主,是因为贫富分化把中国一分为二,一个中国的脚脖子比另一个中国的腰还粗,他们环顾了前后左右打量一番后发现,这局面虽然是官僚阶级领导出来的,但要想扭转它还只能靠官僚阶级,靠其中“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趋于国家主义的无奈,虽然看着特别没出息,但也确有可同情之处。中国官僚阶级与他们演化或孵化的资产阶级,二者从联手抢底层到彼此互相抢会是一个自然过程。被抢得两手空空的底层自己没力量,也只能采取傍一个拒一个的策略,不是拿着资产阶级发的热狗可乐去街头当“民主”炮灰,就是加入官僚阶级组织的“爱国”冲锋队去杀敌立功。今天网络上的“带路党”和 “五毛党”已经预示了这种未来格局。还有些人,善于弄些让官僚似懂非懂因而喜出望外的理论名词,他们成了权力的镀金车钥匙链,车开到哪儿他们就亮闪闪晃荡到哪儿。比较可怜的是那些没圈上车钥匙的钥匙链,有些文化屌丝饥一餐饱一餐的,真难为他们还能“对民粹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最近就遇到这么一位,发明了一套把国家“产权明晰”给党首的理论构想,寻寻觅觅正愁没路子递上去。我真想建议他把一页页白纸黑字叠成飞镖,从红墙外往里扔,效果没准能赶上“远飞的大雁”呢。

再说拥护方。前面已讲过,在现代化过程中开了眼界、长了本事的人容易亲近民主的价值,会越来越看不惯“公仆”背手特别是挥手的姿势;当然,民主制度下政客们像鸡一样拉选票的样子他们也未必多喜欢,更不要说让自己三天两头上街,用砖头酒瓶子进行“民主协商”了。他们不会觉得民主能根治贪腐,因为好多民主国家都够贪腐的;但他们相信没民主可能会更贪腐,因为中国互联网上的民主监督明白无误地打击了贪腐。这部分规模可观、能量不小的人口[xiii],大概会倾向于用存钱罐积攒民主,也就是说,方向上未必是一头直奔投票站,速度上也不会是轰隆一声改天换地。他们是民主的主力军。

还有先锋队,主要由公共知识分子(不限于自由派的“公知”)组成。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冲在前面,根本的原因在于言论是他们的生存之道,而这条道儿却被路政部门搞得坑坑洼洼的,经常弄得人一瘸一拐的。其实三四十年来言论逐渐开放,等于这个体制打了三四十年脱敏针,像苏东当年那样舆论骤然放开造成摧毁性震荡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而现行的舆论管控体制却沿用甚至强化某些你都不知道他究竟图什么的做法。比如说,谁都知道的事、哪儿都在说的话,饭桌上管不着,微信里管不了,就是真到公安部门口说都未必抓进去,很可能也就是轰走“爱哪儿说哪儿说去”,可我们的有关部门却非不让在传统媒体里说。传统媒体本来就是个下坡产业,再这么连推带搡的,感觉快要被迫害致死的广大从业人员能不下班后化作冤魂厉鬼加入互联网上的复仇大军,把“专制集权”埋葬在噩梦中么?集权(或威权)体制在舆论管控上的体制红利早已花光用尽,眼下这一摞摞一叠叠的全是体制代价。不过平心说,由于公共知识分子远高于社会平均值的巨大音量,他们与舆论管控体制的紧张关系会产生夸大效应,如果全社会对民主的实际期待程度只相当于古代闺中的留守女士望尽飞鸿,低头接着纳鞋底子,那么经过了公共知识分子功放器后,给人的感觉就成气喘吁吁的崔莺莺和红娘扛着云梯去接应墙头上的张生了。

再就是资产阶级,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应该归哪边。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对民主是爱不到哪儿去的,否则西方的老板也不会纷纷将厂子迁到中国这种地方;他们对民主也恨不到哪儿去,否则中国的富人不会排着大队办西方的户口。外国资产阶级来,肯定是因为这儿的钱太好来了。中国资产阶级走,多半是因为他们的钱不是好来的。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但把资产阶级引为民主的天然盟友,还帮他们打造了“民”间企业家受“官”百般欺凌的集体形象——看着真跟烤白薯摆地摊的被城管追得满街奔窜似的。其实不少“民企”老板(我没有整体否定民企的意思,民企为中国发展做出的贡献没人能否定),尤其是有些个头的,要么自己半年前还是官倒,要么老爹老公老丈杆子就是官身。可以说,没有官或所谓“暴君”,就不可能有他们的暴富,在民主法治社会得几代才能积攒成的财富,他们几年甚至几天就到手了。那么,他们中一些人不守着“暴君”继续暴富,却等在签证处门口用脚表决什么呢?这就说到所谓“暴民”了。原来“暴”家祖孙三代是这样一种关系:一代暴君生下二代暴富,二代暴富生下三代暴民。暴民是暴家的孽种,不安全因素:就算你把阳宅修成暗堡,也只能防溜门撬锁,防不了起义造反。再说了, “暴君”眼看“暴民”跟开锅似的,为防止噗锅也要象征性约束一下暴富,不时打打黑什么的。虽然被打的人数不会太多,但符合条件的着实不少,谁知道哪把牌就摸到自己了呢?于是不少警惕性特别高的资产阶级走为上计,告别了“专制”“集权”,走向了“民主”“法治”——搁我也这么说,而不说逃离作案现场。不过有些资产阶级的去国,的确属于有追求而不是犯嘀咕。这些人扛着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斩获的战利品,去投奔水更碧、天更清、人更nice的国度,这和邓文革 (后易名“文迪”)女士产下默多老的财产继承人后恋上了腰更细、腿更长、眼神更迷人的布莱尔一样,不说“文明升级”吧,起码也是美学趣味的上档次。不过话说回来,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并不像自由派所期望的那样唱衰中国,他们宁愿跟着“中国学派”唱响中国。当然,他们没闲工夫参加合唱团,他们手上比K歌有意思多得美事——从嫩模歌星到花梨紫檀再到“奥运火炬”两会席位——玩一遍需要两辈子。至于个别公知化的土豪钩以“民主”凿以“宪政”,这跟个别中老年妇女见春风摇动满街的裙衫一时春心荡漾、于是不顾腰围臀围也买上好几件,情况是一样的。我看那些房地产大鳄穿着民主裙衫畅谈“推墙”,纳闷那么精明的生意人怎么会这么不计个人得失呢?还是他们中的冯仑先生懂哲学讲辩证[xiv],明白裙衫好是好,但也要看谁穿。民主法治社会对富人的征税快赶上打土豪分田地了,这样的裙衫跟囚衣似的不穿也罢。

责任编辑:沙枣花
来源: 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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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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