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秦晖《南非的启示》读后感（3）

中国崛起

《启示》不但将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做了连类，还把这边正在进行的同那边曾经发生的经济快速增长比而同之，得出政治集权下的低人权+全球化=中国崛起的结论。这个结论，比思想界以往“左”“右”两边的流行说法都要写真得多。“左”“右”失真都失在看不见中国的崛起。“左”边根据西方的神马理论坚信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等于签了卖身契，只能世世代代给西方老板当店小二。他们就忘了“不想当店老板的店小二不是好小二”这类话在中国有多么的励志，忘了契约提前过期的事在这个星球上是多么的频发。相对于“左”的不能看到，“右”是不愿看到，西方相当于他们的白雪公主，让中国黄脸婆赶超了，这在感情上没法接受。因此他们隔三差五就预报中国快要散架，已经“快要”了二十多年了。这两路观点对立而同一，在价值取向上是仇家，在罔顾事实上是亲家。倒是“中国模式”派——好像也叫“中国学派”——看见了中国崛起的事实，这当然是认识上的长处。但也有短处，那就是只见崛起不见问题，只看家护院不打针喂药。下焉者围着北京的金山欢蹦乱跳，跟抢包子似的，快赶上马路斜对过儿从前分美钞的场面了。这几年“爱国者”数量激增，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钱太好骗了，没法不爱。

“政治集权下的低人权”去掉褒贬后的事实部分，与我党经常夸自己的“政治优势”、屡屡夸人民的“确实太好了”，以及“中国学派”的“举国体制”、“国家能力”、“一次性赋权”之类，说的大体是同一个东西。仅仅把这个东西放进全球化，未必就能有中国崛起，但它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对于中国崛起的大致因果，我的判断和秦晖、“中国学派”以及我党没什么区别。区别在于价值判断。我自己的价值判断，多年前写作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时有段现成的表达——

三十年间亿万人民穿越风朝雨夕、水复山重的悲壮行旅，无疑是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现代资本主义虎狼世界中左突右冲、图存救亡的继续，是一次伟大的行走，成就不可谓不辉煌。而这一路的滚滚埃尘中却又几家梦圆几家梦碎，社会矛盾日深，社会分化日剧，代价又不可谓不惨重。这种双重性或矛盾性是笔者对这段如烟岁月的真切感受，因而也构成了本剧的基本认识脉络以及亦喜亦悲、欲歌还叹的总体氛围。

说的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价值纠结矛盾的情形。前三十年取径国家社会主义，后三十年走权力主导的市场化路线，二者既南北殊途，又前接后续，其共同点在于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近代基本任务。在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丛林或国际阶级体系中，民族主义的“中国崛起”与古往今来的底层翻身别无二致，具有古老的相对正义性。我有点不理解，秦晖先生能理解南非的黑人向白人闹翻身，能理解中国的乡下人向城里人闹翻身，为什么对近代以来备受欺辱的中国向西方闹翻身，就不能给予充分的理解呢?民族主义当然有局限性，但中国的民族主义迄今尚属温和理性，并无过当之处(倒是穿着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外衣的国家主义值得警惕)。且不说以往对侵略的反抗天经地义，即便走到今天，也不过是在一个海关签证都还没废除的世界上追求任何一国人民都追求的共同体正当利益。中国并未出现俄罗斯光头党、德国新纳粹那样的极端人群，像西安流氓砸车打人的情况实不多见，而且马上受到全社会的一致谴责。

中国崛起当然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严重的社会不公(自由派朋友喜欢叫“低人权”，也行，只要它包括贫富分化——无论是权力还是市场造成的贫富分化)。对此，我的负面感受跟秦晖的应该有不少重叠，但也有一些差异。即如农民工特别是一代农民工的境况，我的观感是两面的：一方面资本不肯多拔一毛以利劳动者(总听到资本家欠薪的报道，也常听到资本家抱怨“利太薄”，真不知道他们的豪宅、游艇、私人飞机是拿什么买的);而政府的心思又全在“招商引资”上 [viii]——听珠三角的朋友讲，台湾老板因受不了那边劳工法对职工宿舍设施、面积等等的苛刻规定，渡海来打听这边的行情，结果发现这边一间职工宿舍能顶那边四五间用。这造成农民工极低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起点水平更低，所求又不高，只要从家乡走出来，怎么走的都是上坡路，尽管坡度不大 [ix]，这跟劳改犯被枪督着干活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这种上坡心态，便很难理解“中国制造”从血汗工厂和贫民窟出发，一路的攻城略地、摧枯拉朽。在相当程度上，是坚韧而乐观的亿万农民工肩扛背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从国际经济及等级体制的底部拾阶而上——已将头批中国土豪扛进纽约的新年音乐会了。人类社会过程复杂、关系错综，横看成岭侧成峰，需要多一些视角或坐标，四时景色皆备的中国社会更需如此。对于中国崛起及其评价，起码需要国际竞争、社会公正俩坐标、俩账本吧。

俩本账当然也要合着看，因为往往有什么样的屋里，就有什么样的屋外。其实我对秦晖中国“劣币”驱逐西方“良币”的观感还是有一些同情的。当看到中国虎妈一个个吊眼金睛、就像兜里揣着专业驯兽师上岗证，当看到中国大妈啸聚国际黄金市场，尤其当看到中国的富豪在极右政策的纵容下黑了无数中国百姓的住房梦又去四处黑世界，心里的感受会很古怪：刚要欣慰中国可太能了，遂又慨叹这世界能变好么?上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虽然都因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弊病以失败告终，可它们都曾把旧世界的长夜撕开一角，让四面八方的被剥夺被压迫者见到共同的曙色。而中国近三四十年沿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狼奔豕突，固然奔成了万国的老二，但严重的贫富分化也差不多把一个中国腰斩成了两个，贪腐上行下效，副处级的“苍蝇”都已经是百兽之王的饭量了。“大公”含量过低因而缺少理想主义感召力的崛起是脆弱的崛起，别说各国人民箪食壶浆了，就连本国的既得利益者都狡兔三窟，紧着把财富往外顺。中国要想走出亚洲，参与世界的管理和改造，就必须让各国人民在未来新世界里看到更多的公平，而这首先需要在中国实现更多的公平。如果说未来世界格局是“期房”，那么中国内部格局就是“样板房”。中国要想成为强大的国家，还需建设伟大的社会。

在社会建设方面，中国需要的是继承和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造，而不是维持现状。说到继承，近代大危机中我们为轻装逃命而一股脑扔掉的老物件，如今时移势易，应该捡回来认真盘点。做这项工作，我们得改改自己的一个坏习惯：扔的时候就觉着扔掉了万恶之源，捡的时候又以为捡回了稀世之宝。如今一浪高一浪的保守主义思潮，即显出看中国古代什么都如花似玉的倾向。引进也有同样的问题，在黑市一美元能换十人民币的头些年，性高潮的幸福指数未必能赶上去美国学习七天倒时差五天。而自打中国钱多了，尤其是自打2008年西方钱少了或不值钱了，当年唱“星条旗永不落”陶醉得不省人事的那些人，其中不少又改唱“我只爱北京天安门”了，看西方浑身上下没一处可取。西方因金融危机而“满门抄斩”，中国乘经济崛起而“鸡犬升天”——网上见有同胞用流利的英语向西方听众介绍中国成功的秘诀：中共组织部。古今中外好东西多了，还是唯我所用吧。要敢于是自己，但也没必要非不是别人。再引一段我在《中国不高兴》里说过的现成话：

西方最近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弊端。但我们这儿也别趁机把人家什么都否了——他们能领导世界几百年，自有其长处，科学、工业、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是西方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否定不了的。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

那四样贡献中，科学、工业之类就不说了，单说社会主义吧。社会主义并没合族都搬到中国朝鲜这一带来。西方覆盖广泛的福利国家制度，固然有关上门第三世界人民没份儿的一面，但也有劳动阶级及其同情者在那一方天地不懈斗争(原因当然不一而足，也包括来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竞争压力)、实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目标、惠及亿万广众的一面。西方社会(包括日韩台)的社会主义成色远高于打砸抢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没什么可争的。他们的好日子、好自然、好人际(当然都是相对而言)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追赶的目标[x]，这也没什么好辩的。

需要争辩的是顺利抵达这个目标的路线图。迄今的社会路线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的确曾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确曾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当年谁都觉得自己极有可能一马当先，就算明知腿脚不大灵便的也坚信党和政府不会抛下自己不管。所以，1980、90年代的中国只见撒欢的不见挡道的，自然是高歌猛进。这些年形势发生了逆转：贫富分化格局已定，广大屌丝屁民除了继续到小铺买六合彩，已没多少梦可做了。先富的现在最着急的是怎么让连偷带抢来的财富“神圣不可侵犯”，没有谁还记得“带后富”的话——扒裤子时随口一说的海誓山盟本来也作不了数。社会上一提财产税、遗产税、房产登记这些，达官富豪们就一脸亡党亡国相。穷人也不复一听“改革”就依头顺脑、开门揖盗的从前了。这儿投毒那儿杀人，这儿静坐那儿跳楼，矛盾已激烈到火花四溅的程度。在利益分裂的南墙根儿，多少“和谐”“共识”的努力尸骨枕籍，今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也是蛋清蛋黄的流了一地。曾经让那么多人充满豪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路线走到这一步，的确应该退居二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