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秦晖《南非的启示》读后感（2）

毛时代的阶级制包含了两种极易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可不稍加区分。一方面，当年在升学、分配、入党、提拔等方面讲家庭出身，这的确含有实现 1949年社会革命利益再分配、政策上扶助社会底层的意思，和美国在教育、就业上对黑人等弱势群体采取优惠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差不多，具有相当的社会正义性。另一方面，“奴隶翻身求解放”后确实出现了用出身、成分等固化新的利益格局、甚至沿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把中国革命带向封建社会主义的趋势——就像“先军”路线下的朝鲜。因此，从“身份社会主义”角度反思毛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李逵杀进东京做了镇国公后想让儿子李刚接班，说来也是社会的常道。但毛确为异数，他张飞似地横在军功贵族世袭罔替的长坂坡桥头，硬是把早早就穿上“将校呢”的“红二”轰到了广阔天地。古老社会过程的中国革命版，终于在毛的身后，在红三儿们的太庙婚礼、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多年前写作戏剧《切·格瓦拉》“建设新社会”那幕结尾的一首寓言诗，录其开头的部分：

从前，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王宫并住在里面

把老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王宫并住在里面

把新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阶级制下的工农大众与军功贵族是两类人，代表了中国革命的两种倾向——不过他们合伙欺负1949年后的新弱势群体如“黑五类”也是事实[iv]。毛时代的阶级/利益格局实难一目了然，实在一言难尽。

城市工人

改革开放等于把队伍解散了重新集合。城市工人在新长征路上非但没占着好位置，连原来的位置也没保住，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几千万工人黯然下岗。那就像一条大河无语流向黄昏，无声坠入深谷，多少绿水青山的画图、多少鸥翔鱼跃的梦想在怪石巉岩间碎为粉末。河边的知识分子哼着《春江花月夜》仰望星空，谁也没想过将眼前发生的事情丰富丰富他们一版再版的“伤痕文学”或“伤痕史学”。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与他们对农民的盛意形成有趣的对照[v]。1980年代知识分子出于精英阶级的本能，看农民也极不顺眼，认为他们是中国愚昧落后的社会基础。这些年他们所以又同情起了农民，有的纯属实用主义，觉得农民的贫困可以作为中共的恶政来声讨(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工人也是这路子，从前轰工人下岗是他们，后来哄工人上街又是他们)。有的则是出于价值立场，自由主义这些年经历了一定的平民化或“民粹”化转型，容纳了更多民主社会主义的元素，以秦晖等人的观点较为典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将工人划入毛时代的既得利益群体，农民归入受害群体，将他们做二元对立，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近些年的一个新思路——《启示》也不例外。这个思路确有写真的成分，但那股恨不把农民/工人当奴隶/奴隶主的情绪，就过犹不及了。

最近，一篇“极左派”的网上热文《论毛泽东时代的“两极分化”——“茅于轼猜想”的破解》真能把“右派”喜成泪人。作者苏拉密先生也是拿城乡差距做惊人之语，说毛时代两极分化已到了“农奴制”的地步。文章技术性不低但严肃性不高，能炫人耳目却经不住推敲。例如，作者完全不顾自然经济的特点，把当年作为农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养猪收益“匡算”为负值，以其对当年饲料的成本核算，毛时代的猪快赶上今天公款吃喝的官员了。再如城市居民的“隐性收入”，作者也是有影没影的一律拿来，就差把农展馆人民大会堂也都算进去了。换标准，改定义，那头一加，这头一减，然后一除，就得出0.7强、接近殷商王墓与其陪葬坑的基尼系数。这些年过头话不绝于耳，好像不危言耸听出门真会遭遇不测似的。照理说，说过头话总要付代价，付的越多说的就越少。可如今的情况是，代价的确居高不下，但不由说的人付，而是由被说的付，由全社会付。

对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国企(包括大集体、街道工厂之类)工人，我是这么看。如果社会确实需要排队的话——人类社会迄今还没不排队过，那么制度的好坏、政策的高下也无非是看它是让哪些人靠前以及靠前了多少。毛时代工人阶级排得靠前一些(远不是最前)，我想合理性起码有以下三条。第一，作为现代化主干的工业化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这要靠工人——哪位要是用“民以食为天，种粮食比什么都急”来反驳我，我现在就服了。第二，工人收入确比农民高但没高得那么邪乎(官方的“可支配收入”的确嫌窄，但苏拉密的“净收入”也宽得没边了。比较城乡收入，的确应把公费医疗算进去，自来水也不妨，至于城市烧煤块农村烧柴禾之类，合理性就偏低了)，工人最高八级，工资也就一百块多点，最低的学徒十几块，平均数也就是苏拉密所说的四五十块吧。毛时代的贫富差距即便真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大，那主要也不体现在工人和农民之间。第三，凡事相对而言，当年让亿万早出晚归锤子扳子吃苦受累的亿万“官工”及其家人先富个一步半步吃饱穿暖了，与当今让少数暴富群体、食利阶级富可敌国，把同胞甩后面好几个时代，哪个更公正呢?

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在社会关系的不少方面都出现了退步。但为数亿农民打开闸门、创造机会，让他们摆脱“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埋”的命运，则无疑是社会进步。农民工从一沉到底的经济地位，做只能向上的社会流动，这支由坚忍支持、被乐观照耀的施工队栉风沐雨，冲寒冒雪，不但给自家盖起了新房，还把整个中国装修了一遍。应该说，这个过程没有遇到多少社会心理上的阻力，这些年“三农”话题在知识界舆论界几乎成了人见人爱的猫星族，其原因我过去做些文化心理的分析[vi]。几年前曾看过一出家政工题材的表演，基本上是套用黄世仁老娘针扎喜儿的传统模式，其实并没多少典型性。城市中产阶级总的说来是善待农民工的，他们从代价不高的善行中收获了不算品质不低的自我道德形象。当然，农民工所以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毕竟是进城的农民工而不是入城的农民军，并没有扰动城市基本的阶级结构和利益结构，而是使几乎所有市民受益匪浅：他们廉价的劳动力不但为老总大亨贡献了更多的油水，也让大妈大婶能买到相对便宜的日常消费。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即如农民工本身，盼只盼挣钱回家盖房娶媳妇的“一代农民工”已逐渐淡出;淡入的是心在二环、床在五环、户口却还在八里庄三十里铺的“二代农民工”。富士康十三连跳标志了这一转折。再如进城农民靠起早摸黑在早市、地摊、小店所拼争到的价格优势，曾迫使天客隆、物美、家乐福这些中大型超市喊出“价钱低过早市”的口号，现而今大的商业资本已经通过规模经营、产地直销等方式展现了威力，农民工的比较优势正从价格的低廉收缩到地理的近便，就像蹲我们门口摆摊儿的那对河南夫妇，他们的果蔬比超市便宜不了多少，但你一出门就能把葱姜买回来，连厨房的火都不用关。

要说农民工光给城市补台而一点不拆台，那也不是事实。首先，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最底层造成不小的冲击：国企工人铁饭碗的被砸不能说跟他们没关; 低端服务业，城里人一是吃不了那苦，二是跌不起那份，也都拱手相让了。低端的事情一般不会引人注目。而农民工租住的贫民窟之所以成为话题，是因为它对城市中端人群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对城市高端人群的视觉环境造成污染。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在我看，贫民窟的根子在于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贫民窟里住的并不光是农民工，就是农民工不来，下层市民栖居的小胡同大杂院也照样沦落为“城市的疮疤”。关于如何消除这些“疮疤”，曾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第一种是让 “原住民”上楼，1980、90年代不少老旧居民区的改造就是这么做的，基本上是原地上楼或到不远的地方上。第二种是让“原住民”出城。随着这些年房地产成为暴利行业，第二种思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于是，政府在墙上写“拆”字、开发商派黑社会往院里飞砖头、“原住民”一抵制警棍就来维稳的情况，成为“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vii]。暂时不拆的由国家负责粉刷院墙、油漆院门。有的老旧简易楼甚至加了“哥特”式尖顶，半夜看还以为到了欧洲呢。至于进城农民，他们和城市贫民实属一根思路上的两个苦瓜，因为他们好多租住大杂院里的小平房。富人看上了穷人脚下的地皮，跟政府一沟通，穷人就都得收拾行李搬家，区别只在：贫民搬出城，农民搬回乡。如果中国真想走出一条优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那就应该把“政治优势”用对地方，多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发力，沿着前面说的第一种思路，帮穷人往上走，而不是把人家向外赶、往回轰。在这方面，前几年的重庆政府就做得比较好，他们不是让商业楼盘把廉租房挤到城乡结合部，而是让富人与穷人同住一个城市地段，共享那里的商业、教育以及文化资源。总之，我赞同《启示》的价值立场：农民——我再加上底层市民——住贫民窟虽然不如住罗马花园好，但比无立锥之地强。农民工又不是孙悟空，你总不能让人家拉完泔水擦完抽油烟机一个跟斗翻回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天早晨再翻回来接着擦吧?当然，改善农民生活的确不止进城打工一途，应该探讨更多样的方式，中国没有理由不比墨西哥、印度、南非做得更好，而且有些地方也确实找到一些可行的办法。但农业究竟能为多少农村人口提供向上发展的空间，这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总体估计。如果主要还的靠进城务工，那就要解决人家城市化的问题，包括居住、社保、子女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