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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辛格的言论看西方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态度

2015-03-23 23:57:00 作者: 黄文政、梁建章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2011年1月20日,在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际,针对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的问题,基辛格回应道,“从2030年开始,他们将遭遇巨大的人口问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社会需要被劳动人口照顾的比例增长速度将快于我能想到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以不应线性外推地认为中国将成为绝对主导力量,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美国)不能维持同等甚至更优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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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7日,92岁的基辛格在北京再次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基辛格曾任美国国务卿,在美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作为美国当代外交政策的奠基人之一,基辛格对国际政治乃至东西方文明的看法在西方政治精英中具有代表性。那么基辛格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呢?

2011年1月20日,在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际,针对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的问题,基辛格回应道,“他们以每年约9%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国家曾做到这点。但这个国家沿海的发达堪比任何地方,而内陆的落后也不遑多让。从2030年开始,他们将遭遇巨大的人口问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社会需要被劳动人口照顾的比例增长速度将快于我能想到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以不应线性外推地认为中国将成为绝对主导力量,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美国)不能维持同等甚至更优越的地位。

基辛格的断言对于深陷计划生育思维的中国人不啻一记棒喝,但对于了解西方人口思想和策略的人来说,实属意料之中。作为地缘政治大师,基辛格对人口在大国博弈中的基础性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并善于将这种认识付诸行动。

实际上,基辛格于1974年底任美国国务卿时,就曾主笔机密文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NSSM-200):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报告,并交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但宗教人士迫使《报告》于1989年解密。《报告》确定了美国对世界人口增长的应对纲领,即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并为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

尽管《报告》解密后的文本中列出的目标国不包括中国,但中国自1971年开始全面实施的计生划育政策,是否受到基辛格等人的影响则不得而知。

2015年3月18日,他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说:“我认识中国五代国家领导人,中国是我生活相当一部分。我喜欢中国人民,但是我的政策不是基于我喜欢中国人民这个事实,而是我认为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在很多重要议题上是一致的。”

基辛格的这番言论和前述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反映了他对中国的态度,这种态度也体现在西方对中国计划生育立场的多面性上。

(一)西方人口思想的两重性  

宏观层面看待人口问题有两个不同视角。一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国家、民族、文明之间人口相对变化的影响。在第一个视角下,英国人马尔萨斯在1798年宣称,由于食物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战争、瘟疫、饥荒将伴随人类。这一学说虽然广为流传,但并未对西方的公共政策产生实质影响。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精英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侧重于人口规模对国力和文明的战略性意义。社会学之父孔德在十九世纪就说“人口即命运”。自科技和工业革命,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欧洲裔人口急剧膨胀。从182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欧洲裔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3.7%上升到33.9%。其间,欧美和俄国势力通过海外殖民或陆地扩张,迅速取得全球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至1913年,除中国、日本、泰国、波斯和奥斯曼等极少数政治实体外,全球各地都被置于欧美和俄国的直接或间接统治。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裔人口以快于其他种族的速度增长的势头逆转。哈佛历史学家Stoddard在其1921年出版的书中预料,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世界其他民族在人口增长势头上将超过欧洲裔,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地位面临崩溃。他认为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来自东亚。在他看来,尽管日本的威胁更直接,但最终竞争者是人口规模更大的中国。他认为中国人的勤劳、聪明、灵活、坚韧、对环境的适应力和商业头脑少有民族可以比肩。

因其观点带有种族冲突色彩,Stoddard是一个争议性人物,但他成功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太平洋战争、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命运、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向欧美的大规模移民、以及激进伊斯兰势力将成为世界重要政治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殖民体系逐渐瓦解。1950年代,美国担心亚洲一些人口快速增长的贫穷国家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沃野,开始关注这些国家的人口形势。1959年,由Draper将军主导的评估美国军事援助的报告就建议美国政府发挥作用,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Johnson,1987)。 1965年,Draper等人在华盛顿成立“人口危机委员会”(Population Crisis Committee),鼓动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该机构后更名为“人口行动国际”(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目前仍在运作。

在经历战后生育潮后,西方的生育率在1970年前后首次低于更替水平,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却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人口过剩思潮在西方社会兴起,而能源危机对该思潮的传播更是推波助澜。1968年,美国昆虫学家Ehrlich发表《人口爆炸》一书,预言地球无法养活爆炸性增长的世界人口。1972年,美国环境学家Meadows向由西方70位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提交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认为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耗竭和污染加剧,工业经济将走向崩溃。报告预测,1981年黄金用尽,1985年水银用尽,1987年锡用尽,1990年锌用尽,1992年石油用尽,1993年铜、铅、天然气用尽。由于当时西方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面临人口最终萎缩,西方对“人口爆炸”的焦虑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

到1980年代,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作为劳动力的人口,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累积技能的人力资源乃至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根源。在此视角下,假定技术外生于生产过程,简单看待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说就站不住脚了。自1980年以来,随着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各种悲观的预测全部破产以及生育率在全球不断下降,兴起于西方的人口控制思潮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上全面没落。

(二)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1960年代,美国与北欧投入到发展中国家人口项目的资金越来越多(Caldwell 2002)。1967年联合国提议成立基金来应对人口增长问题,196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开始运作。成立该机构的部分原因是Draper将军认为学术化的联合国人口署作用不够(Donaldson 1990)以及依靠自愿捐助基金可避开有关人口控制的争议(Johnson 1987)。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呼吁联合国在人口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Hartmann 1995)。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什则强势推动人口计划(Donaldson 1990);布什后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于1988当选为美国总统。

随着预算的持续增长,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数以千计的项目遍布亚洲、中南美洲和非洲,对受援国的生育率降低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往往与这些项目的实施挂钩。虽然人口承载力和适度人口理论在1980年代就从国际学术界淡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1980年代初期依然提供资助,研究土地承载力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并于1984年发布《土地、食品、人》报告。该基金会也资助了位于维也纳的国际应用系统研究所,研究人口压力和生态系统的关系(Sadik 2002)。

随着女权主义在1960年代兴起,注重女性避孕权利和生殖健康的声势越来越大。这股力量与人口控制主张者在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发展大会上,达成了强调女性生殖健康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共识。在这种共识中,人口控制论者降低生育水平的目标能够以保护女性权利和健康的形式体现,而女权主义者也可以伸张其理念并维持与人口组织的合作关系(Hodgson和Watkins 1997)。这次会议确定了日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工作方向。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中国计生划育政策的实施起了重要作用。从1972到1978年,基金会主任8次访问中国。中国政府与人口基金的合作开始于1979年,共开展了6个周期的合作,建立了120多个合作项目,接受了2亿多美元的无偿援助 要知道中国1950-1980平均外汇储备才1.47亿美元,比如1978年是1.67亿美元,而1980年是负值-12.96亿美元)19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外汇非常奇缺。但联合国人口基金1979年就与中国签署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人口普查、计划生育、人口学研究等项目,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的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官员很多由相关项目培养;许多课题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日本财团的资助。

尽管在各时期分别表现为发展、环境、女性权利等不同动因,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致力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生育水平的思路一直未变。其旨在降低生育率的项目不仅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国家,也遍布人烟稀少的国家,而困扰越来越多国家的低生育率危机却从未成为关注的对象。针对中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危机,基金会亚太区总监在2011年建议中国吸引移民来应对老龄化危机(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11106/5000509.shtml),却未见提出放松生育限制的建议。基金会也曾要求其在中国举行的会议不要成为鼓励生育的平台。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何对鼓励生育讳莫如深,原因不得而知,但一个负面看待人口和生育的机构有此顾忌也不足为奇。虽然西方国家创立这个机构之初也许带有一定的隐藏目的,以此来恶意推断其所有行为并不合理。实际上,一个有理念的组织一旦成形,往往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服务于这一理念的人通常真诚地相信他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三)西方对中国计划生育立场的多面性

西方社会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态度呈现多面性。一方面,从国家利益和文明竞争的角度来看,西方政治精英清楚,中国人口结构的恶化和规模优势的丧失有利于维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本文初始部分所列的基辛格对中国崛起的言论正是这一态度的反映。2011年8月21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大学演讲回答提问时说,“我完全理解、毫不质疑你们的独生子女政策。但该政策的结果是一个挣工资的人要供养四名退休者,这不可持续。”。我们难以揣摩拜登当时的真实想法,但他似乎不是那种把人当成负担的政治人物。2013年12月6日,拜登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与等待签证的中国人交流时说,美国总是期待青年才俊的到来,他邀请在场的中国学生不只到美国看看,还要留下来。

另一方面,出于其基本价值观,西方社会对中国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特别是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强制堕胎和结扎现象,表现出明确的反对,这点尤其表现在普通民众的反应上。拜登理解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表述,在美国国内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其他政客和公众人物的强烈批评。但总的来说,相对于这个本来可大肆炒作的议题,西方政府、媒体乃至学术界对中国人口政策还是相对沉默。

西方对人口议题的多面性也体现在美国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态度上。如前所述,该机构最初是在美国一手主导下成立的。很长时间里,美国提供了其一半以上的资金。但里根、布什和小布什三任总统都曾停止对基金会的捐赠,理由是其项目涉及中国、秘鲁等强制结扎和堕胎手术。为此,美国、英国和联合国还专门派遣团队来中国进行调查,最后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项目资金被用于强制结扎和堕胎手术。

在美国停止对基金会捐助时,欧洲国家填补了美国的空缺,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如“美国人支持联合国人口基金会”(Americans for UNFPA)也通过私人捐助来补偿基金会的损失。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决定恢复对基金会的资助。美国政府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态度的反复,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现实或政治人物的理念。

西方本身是多元社会,各种思想理念和利益诉求错综复杂,不应以单一动机为假设来看待。针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从马尔萨斯学说,到人口爆炸说,再到内生经济学理论,国际学术界对人口的看法逐渐从负面转向正面。

总体来看,在看待人口对国家利益和文明竞争的作用上,西方政治精英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战略目标,但在具体行为上则比较隐蔽。在国际政治术语中,人口问题特指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而人口政策则是指西方帮助降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努力。至于西方自身面临的低生育危机,通常只在各国国内讨论。尽管鼓励生育一直是绝大部分西方国家长期的国内政策,但并没有国际范围内的共同努力,也从来不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国际人口组织的议题。不管这些组织的动机如何多元,其项目的实施效果有利于西方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其国际主导地位。

中国百年历史中,孙中山和毛泽东对国际政治具有深邃的战略眼光,这也体现在他们对人口规模战略性意义的看重,不会因为眼前的困难而限于静态、单向、简单化的思维。长期以来,西方很多人相信中国长于远虑、精于谋略,因而对中国的战略选择心存敬畏。外界对中国的这种认知有利于抑制对手蒙骗中国的冲动,是中国宝贵的战略资产。但遗憾的是,中国在人口政策上的重大失误让这种资产遭受重创。不管中国的决策是否真的受到西方的诱导,作为限制生育最严厉和最长久的国家,中国无疑将遭受最惨重的损失。

像基辛格这样的政治人物,对中国社会将面临的人口灾难了如指掌,尽管他多次表达对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尊敬,但其内心对中国的国家战略思维能力自有判断。无论中国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如何高瞻远瞩,人口决策方面的巨大失误和一错再错,可能让中国千年历史树立起来的智慧形象大打折扣。在中国面临人口政策逆转的重大抉择之际,回顾基辛格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对中国的言论,从国际政治乃至文明竞争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的人口趋势及其长远影响,将有助于理清思路、明辨是非。在此基础上,审时度势,果断决策,才有可能扭转人口颓势,最终修复中国的智慧形象。

责任编辑:沙枣花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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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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