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再工业化暴露资本主义发展新困境（2）
1980年以来的技术革命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标志的，微型计算机迅速发展，促进了生产自动化、管理现代化、科技手段现代化和国防技术现代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扶持下，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经济比重大幅上升，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金融资本进入新兴产业，使之迅速发展壮大。不久，金融资本发现技术创新带来的投资机会几乎消耗殆尽，于是进入房地产、资本市场、商品投机等虚拟经济领域，产生了大量的投机现象，泡沫不断被吹大，终于爆发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总结这三次大的技术革命的经过，可以发现：技术革命总会产生获取暴利的大量机会，导致金融资本蜂拥而至，热烈地追捧新技术及其催生的新兴产业，促进相关产业不断壮大;但不久，金融资本就会发现新兴产业的利润率出现下降，于是处于过剩状态的金融资本开始脱离实际财富的创造过程，进入到虚拟经济领域。由于纸面财富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金融危机随时会不期而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启动了再工业化。2012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封面文章“第三次工业革命”，认为近年来兴起的以“数字制造化”和“个性化”为主导的再工业化，是西方国家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不仅通过一系列政策吸引制造业回归，而且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来发动制造业革命，并提出了“智慧地球战略”和“高端制造战略”，重新构筑世界制造业的竞争格局。然而，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技术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由于当前尚处于再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仍以政府扶持为主。本轮再工业化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符合资本主义运行发展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深化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8页)从这个角度来说，再工业化只不过是下一次危机的开端。
三、再工业化暴露资本主义发展新困境
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已经五年有余，是否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及其一系列举措的长期效果还不能确定，但从以下六个方面看，其短期效果并不如意。
一是从制造业对外投资在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来看，它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2009年以来，除2010年这一比重有所下降外，即从2009年15.33%下降到2010年的12%，其余年份这一比重都在稳步上升，从2010年到2013年，分别是15.79%、18.42%、20.02%。这说明美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二是从美国制造业产值的增长速度来看，从2010——2013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分别6.45%、5.11%、5.79%、2.22%，2010年以后呈波动下降趋势。这说明美国的制造业复兴不太乐观，起伏较大。
三是从制造业在美国GDP产值中的比重来看，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虽然这一比重从2009年触底反弹，但一直没有超过危机前2007年12.81%的水平，2013年反而比2012年有所下降。从2009年到2013年，分别为11.92%、12.23%、12.38%、12.52%、12.38%。
四是从制造业人口在全国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来看，根据美国劳工部的年度统计，从2009到2013 年，这一比例没有出现显著增长，反而还有所下降，分别为8.47%、8.29%、8.38%、8.37%、8.34%，一直没达到2007年9.50%的水平。
五是从制造业就业岗位的绝对数来看，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从2010年1月到2013年5月，美国制造业已经增加52万个岗位，其中5万个就业岗位来自于从海外迁回来的工厂。但是从2000年到2009年，美国却有600万个制造业岗位消失。
六是从制造业对外贸易来看，从2009年至 2012 年，美国制成品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并呈现出逆差扩大趋势。2014年上半年，美国商品贸易赤字从一年前的 3546.4 亿美元增至 3715.9 亿美元。
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再工业化的效果并不好。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美国所塑造的全球化生产结构和美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痼疾制约，使奥巴马政府难以推行改革。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无法破解的两大难题。
一是再工业化无法破解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增加就业双重目标的难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根据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加工制造环节会继续向更低成本的国家转移，特别是向劳动力成本低、环境要求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资本逐利属性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回流，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违逆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布拉德·詹森说：“把这种希望说成一厢情愿或许有些言重了，但我们必须认清，制造业其实并非美国比较优势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劳工部长罗伯特·雷奇也说，“不要欺骗自己了。我们不可能回到30或40年前那种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由于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巨大成本差距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改变，除非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抵消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损失，否则跨国公司很难将生产线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回本国。但是，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发展现代化的高端制造业，机器不断代替劳动力，必然会带来制造业就业人口的进一步降低，而这又与再工业化增加就业的目标相悖。
二是再工业化无法破解政府主导与自由市场之间的难题。本轮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主要以政府为主导，譬如，再工业化中具体政策的制定、特定行业的选择、若干技术的创新以及对外国政府的施压，都出自政府的精心筹划。在再工业化推行过程中，政府的功能重新凸显，突破了以往对西方国家“小政府”的片面认知，甚至有些学者称之为“第三条道路”。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崇尚自由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由市场进行，经济决策权高度分散。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广受诟病，但也必须看到，它的根基仍异常牢固，尤其是其阶级基础——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在这场危机中不仅没有受损，而且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还在增加。根据美国智库发布的2013年报告，美国5%最富和20%最穷的收入差距达到1967年监测以来的最大值。其实，美国乃至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而不改弦易辙，经济空心化趋势就不会停止，制造业将会一如既往地继续萎缩。但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秉承“大政府”理念，继续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只要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稍作改良，就会遭到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的顽强抵抗，甚至导致“政府关门事件”。因此，政府主导与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成为再工业化过程中无法破解的难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因此，再工业化所引起的当代资本主义变革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只是当代资本主义还有能力进行一次重新调整。尽管再工业化能够促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加速产业升级换代，帮助资本主义国家尽快走出危机，但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局限性无法消除。这决定了到一定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爆”，那时社会主义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