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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中国红军如何影响民国时期房价的涨与跌

2015-03-20 09:05:16 作者: 李开周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可就是如此贫困的一个地方,突然之间房价大涨,时人惊呼:“因为共军过境,外县稍有资产的人都跑到贵阳来避难,现在人口已经增加到了十三万,无论哪一家旅馆都客满,房租比以前涨了五倍!”

辛亥革命以后,广州的市政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短短几年时间,城墙推倒了,街道拓宽了,马路铺平了,路灯点亮了,吸引着华南富商到此定居,南洋华侨到此投资。所以广州的房价涨得很快,炒房炒地的人多了起来,“市内之炒业公司不下数十”,专门从事不动产炒卖的企业就有几十家。

可是广州房价的上涨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1926年,“地产市价遽然中落,此等炒业家纷纷崩溃破产者迭有所闻”。不动产价格突然下滑,把那些炒房炒地的家伙坑苦了,赔得哭爹叫娘。

为什么广州房价会突然下滑呢?1932年12月2日《中央日报》记者对民国成立以后广州房地产市场的变动做过总结,给出了两个原因:第一是政权更迭,头头换得勤;第二是“共党把政”。为什么共产党人上台就能让房价下滑呢?因为那时候大多数有钱人不理解我党的宗旨,以为共产党就是取消私有、实行共产,万一让他们把产给“共”了,自己辛辛苦苦买到手的房子和地皮岂不鸡飞蛋打?所以购房者持币观望,炒房者偃旗息鼓,本来旺盛的需求呼啦一下子没有了,房价肯定下滑。

其实,那时候共产党人并没有在广州执政,只是发展势头比较迅猛而已。当时,国民革命军一共八个军,第一军党代表是周恩来,第二军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党代表是朱克靖,第四军党代表是彭泽湘,第六军党代表是林祖涵,全军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副主任是郭沫若——这些要员全是资深共产党员或亲共国民党左派,难怪“炒业家”们要吓得收手不干。

民国房价有涨有落,原因各别:市政建设在影响房价,农业发展在影响房价,币制改革在影响房价,国际局势在影响房价,军阀混战在影响房价,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也在影响房价。关于最后一点,有大量事例为证。

民国著名学者吴虞的日记中说:1933年,红军聚集福建,国民党准备大举围剿,浙闽边境风声日紧,福建人怕战火烧到自己头上,逃到他们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南京,南京房价开始上涨。

据四川成都籍名小说家李劼人描述,1935年,红军从陕甘打到四川,川北落到红军手里,川西川南又有长征队伍经过,沿途继续打土豪分田地,鼓动穷人起来革命,吓得富商和地主收拾细软沿江东迁,人心慌张,市面混乱,只见变卖家产,不见有人接盘,所以成都房价迅速下滑。

同为川籍的诗人兼作家流沙河回忆,他四岁那年(1935年),传闻红军要打成都,城里阔人赶紧逃到农村,成都房价应声下落,而他老家金堂县城的房地产市场却红火起来,因为金堂县位于成都东北郊,正是很多成都人的避难所。

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36年他从北平去延安,在西安做短期停留,发现西安粮价很贵而房价甚低。那里是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红军的前线城市,驻扎了很多部队,吃粮的多,故此粮价上涨;又因为那里是“剿共”前线,有钱人怕被炮弹击中,逃走的多,故此房价下滑。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之高居全国首位,究其原因,也跟红军有关。用民国地产专家陈炎林的话说:“历年内战,红军蜂起,内地阔佬几无宁日,身家性命时有危险,富有者多置产沪地,即中产之流亦往往举家迁沪,以谋安全,遂成沪地寸土寸金之势。”

除了上海,还有一座城市的房地产,也曾经因为红军而火爆起来,那就是贵阳。

红军开始长征之前,共产党员薛绍铭曾经去云贵川等地做调查,他发现贵阳很穷,全城能凑得出一百块大洋的人家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很多土著居民连一条棉被都买不起,冬天只能烧柴取暖。贵阳高中教师在当地属于富裕群体,理论上每课时能挣一块大洋,可是由于财政贫困,全省教育经费还抵不上江苏一个县的费用,实际上只能领到“六折的二成”,即实发工资只是理论工资的10%多一点,每月薪水还不够糊口,必须打零工才能养活家小。

可就是如此贫困的一个地方,突然之间房价大涨,时人惊呼:“因为共军过境,外县稍有资产的人都跑到贵阳来避难,现在人口已经增加到了十三万,无论哪一家旅馆都客满,房租比以前涨了五倍!”

作者为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瓶子
来源: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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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