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
巴黎公社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它第一次现实地说明：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自愿、自觉地组织起来，是完全可能的，也完全可行的。而从那以后，发生在俄国彼得堡、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以及发生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西雅图反对伊拉克战争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巴黎公社运动”的继续。
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从创建社会——即劳动者自愿的组织入手的，比如说，中国革命就是从创建工会、农会、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起步，最终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的。如果说国家的功能是富国强兵，市场的功能是发财致富，那么社会的功能就是“谋幸福，送温暖”，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帮劳动人民一把”。
马克思说，人的活动绝不仅是生产与工作，人还必须有吃有喝、有住处、有病能看、能结婚繁衍后代、能休息和娱乐，能通过文化教育事业提升自己——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她）才能从事生产和工作。与前者（物质的生产）相联系，马克思把后者称为“社会再生产”。他说，“社会再生产”构成了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因而“社会”构成了“市场”的基础，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却正在破坏这个基础，“市场”正在瓦解“社会”。
在巴黎公社之前，人们只知道有国家和市场，而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也不知道社会怎样发挥其功能。即使今天，人们往往也搞不清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荒唐地认为，只要市场就可以了，国家与社会是完全不必要的。实际上，这些人完全错了。
马克思思考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这样的人既不是神也不是机器，而人的一生其实只有四件事：生老病死。可惜，这四件事恰恰都是市场不管的，而国家即使想管也管不过来，于是，管这四件事的，只能是社会。
为什么说市场不管这四件事呢？因为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市场的主体，是指“有能力的交换者”和“有效需求者”，而老弱病残是“没有能力”的交换者，穷人不是“有效需求者”，因此，他们理应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试想，如果把教育、医疗和养老统统交给市场，那么大部分老人和孩子就惨了！因为他们是市场里“没有交换能力”的弱势。
为什么这些事也不能全靠国家呢？因为马克思说，国家本质上是强制性的力量，是暴力机器，国家只能是按照既有的等级秩序去强制性地分配资源，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造成公共资源分配的等级化。何况国家是管内政外交等大事的，国家确实没有能力对老百姓的“小事”管得那么细。
那么，什么是公社呢？公社的本意是社区。实际上，平民（commons）这个词，跟法语中的“大多数”（communes）相同，指的都是“社区”；甚至“下议院”真正的现代译名，也应该是“社区（包括郡、自治市）议院”。因此，“巴黎公社运动”其实就是巴黎“社区运动”。而巴黎公社的开创性成就，就在于提供了一个劳动者自己组织起来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方式：即按照街道社区、行会和工会层层结合，最终建成一个高效率的城市管理网络。
社区是基层群众的自愿组织，它与国家组织是不同的，与市场组织更是不同的，这种“主动的、自愿的联合”只能采取平等的、公开讨论的方式采取行动，而它的源头就是希腊城邦议会，罗马共和制度，就是按照“城邦社区（议会）”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巴黎公社正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新罗马，公社也建立了罗马式管理公共事业的组织——人民委员会，罗马元老院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可随时罢免，不拿薪水，而人民委员会则由劳动者选举产生，可随时罢免，只拿普通工人的工资。
人民委员会真正体现了“罗马议会”（communes）的实质，而它管理的对象，主要就是社会再生产的领域，或者说，就是孙中山所谓的“民生领域”,也就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分配：保障面包的充足，交通的畅通，公租房、幼儿园、医院的建设等等。即必须保证这些领域是非盈利的，是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的，是人人可以享受的基本人权。
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吗？其实想一想林肯的名言：民治、民享、民有——这已经十分近乎“巴黎公社的原则”，而林肯说这番话的时候，恰好正是巴黎公社运动爆发的时代。但是，正像巴黎公社被残酷镇压了一样，林肯也被枪杀了。
资本主义号称富裕，但却穷得养不起“社会”，即养不起学校、幼儿园、医院和养老院。在那里，“社会”不是基础，而是负担和包袱，那个制度穷得甚至连空气都不能免费。而马克思骄傲地说：巴黎公社最大的管理成就之一，就是多年积存、遍布巴黎各个角落的垃圾，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清理完毕，只有在公社统治那短暂时光里，巴黎才变得干净整洁、夜不闭户、大道通衢，在公社执政时期，面包的供应从未发生短缺，而原本盗匪横行的巴黎竟然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无产阶级靠立足基层的群众自愿组织来随时解决一切问题，而那正是罗马传统在当代的复活——马克思骄傲地说：想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这就是了！
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建设城市，无非就是把金融和房地产业结合起来，把城市当作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就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就是把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转变为赚钱的工具。而按照社会主义或“巴黎公社的原则”建设、管理城市，则要求把教育、医疗、养老、环境、公租房等“公共事业”放在首位，起码必须保障每个公民在人生起点（教育）和终点（养老）这两个方面的机会平等和均等。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虽然能在一瞬间造成许多高楼大厦（随后使地产泡沫崩溃并造成“地方债”的烂摊子），但历史证明，它在教育、医疗问题上则永远一筹莫展，两相对照，两种发展方式究竟哪一个更有优越性，就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主席晚年，主张全党要认真学习《法兰西内战》这篇文献，并将此视为自己的一项政治交代。
毛泽东为什么要我们读《法兰西内战》？他的政治交代呢又是什么呢？
我想，他的政治交代无非是两点。
第一，他是提醒我们的党必须认识到：“社会工作”，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长项”，而且更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护的根本法宝。
而所谓社会工作，又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使人民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这就是所谓来自人民、依靠人民的真正含义，而它的具体工作方法，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而社会工作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表现在，我们在建国之初，就致力于建立覆盖城市公费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普及教育，建立农村“五保制度”等等。我们党之所以得人心，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党之所以叫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因也在于此。
而这一切，都是“巴黎公社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东西。而毛泽东的政治交代，首先就是指：他要把这份“马克思的遗产”、社会主义遗产，郑重交到我们的手上。
第二，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互相促进的论断。这突出地表现为他所提出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反过来会对生产力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说：我们把生产关系搞好了，理顺了，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上一个新台阶。因此，当着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与困难的时候，完全不必惊慌失措，这时正好可以及时把工作的重心转向社会建设，转向生产关系的调整，如此去做，则会为下一步生产力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