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琴：是谁让新自由主义代表担任党校副校长

2月26日人民网消息，王东京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新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是一个无限拔高“经济人假设”、鼓吹私有制优越、诋毁公有制经济的人;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鼓吹国企私有化的集大成者;他赤裸裸地为资本家服务。

2月26日人民网消息，王东京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王东京何许人也?

他是一个在各种场合无限拔高“经济人假设”，鼓吹人性自私，把西方经济学拉到最坏地方的人;他是一个鼓吹私有制优越，诋毁公有制经济的人;他是一个鼓吹保护私产，不惜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鼓吹国企私有化的集大成者;他赤裸裸地为资本家服务，公然反对为工人提工资……

过了2015年2月26日，他，就成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他在中央党校里将拥有更大的权势，能够进一步在党校内部培养、保护、提拔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马列的新自由主义分子。

我们来梳理一下王东京的言论。

鼓吹私有制，诋毁公有制

王东京认为，私有制最有效率，而公有制则最无效率。他说，“人们花钱办事，不外乎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澄清经济学的三大问题》http://www.doc88.com/p-5099807706795.html)

王东京教授提出所谓“四类型”说，把私有制经济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看成是最讲节约最讲效果的，把公有制经济说成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看成是最不讲节约最不讲效果的，这种观点，不仅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赞同，就是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亚当·斯密也不会赞同。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其建设和维持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非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3页)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更清楚了。私有制在历史上曾经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但是，私有制，特别是最后一个私有制，由于自身的矛盾运动，终将为公有制所代替，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决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这样，还要成立共产党做什么?还要搞社会主义做什么?我国在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后之所以又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因为过去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要求过急，步子走得过快而对经济结构所进行的一种调整，并不表明要由公有制转为私有制。如果要讲“历史必然”，那就应该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而不能只看短暂的一瞬。如果这样看历史的变化，那么，人类社会是先由原始的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然后再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必然”。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和邓小平关于“两次飞跃”的论述，都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应该说，王教授的观点完全背离了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不仅否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成果，而且违背了包括资本主义发展史在内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实际上是开历史的倒车!

此外，王东京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计划经济造成的，而“计划经济所以失败，原因还得从政府的‘人’身上去找。要分析政府行为，必须从人性出发，政府里的人既不能超凡脱，也非无所不能。他们其实与常人没有分别，也会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

鼓吹国企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 　　

王东京鼓吹国企私有化

“先说国有产权为何要转让。一句话，是改善国资的运营效率。回顾改革历程，国企改革始于利改税，而后该行承包制，再走股改的路，其间中西疗法都试过，但效果都不理想。何以如此，说千道万，是产权主体缺位。”

“问题是，国资归全民所有，却非全民支配。国资的支配权利其实在各级政府手里。而政府作为代理人，再授权给亲眼经营者。如此一来，经营者只对政府负责，而真正的所有者却变成了局外人。”

“问题在于，若经营者能以全民福祉为重，恪尽职守，让国资保值增值，事情也还简单。麻烦在于，经营者的经济人。经济学说，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渐渐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

“可见，国企要转机建制，就得网开有面，让‘非公’资本加盟。不然，非公资本进不来，投资主体不能多元化，企业机制就变不了，从这个角度看，国资转让势在必行。”(《求解中国经济三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