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这个社会的关注点狭窄得太不可思议了！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地区汝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小郭庄——生活了三年多，然后在驻马店镇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驻马店度过了十一个春秋，这里有我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虽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里一直很满足、很快乐。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

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直到父亲去世，我一直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回报。父亲去世后，我真的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

2009年9月26日，我陪着母亲和姐姐回到了曾经生活3年半的小郭庄。我的母亲激动的老泪纵横，我也很感动；乡亲们对我们还像三十多年前那么热情，但我意外注意到，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还靠井水和压水；生活和学习的机会比城里人差远了。但乡亲们很满足、很快乐。

我想念小时候的小伙伴们。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

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我常常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

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

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

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报。

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

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儿了。

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做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去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

在这儿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

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为啥？没钱！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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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1967年5月出生，河南驻马店人。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36岁），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华大学教授。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获2010年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2013年4月30日，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8年，施一公作出了轰动国际生命科学界的决定，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回到中国，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纽约时报》用“震惊”一词形容施一公回国。很多人对他的回国感到不解，探求原因。

施一公说：“其实，我回国的动机再简单不过了：游子归乡、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报答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施一公一位很要好的学术界朋友在一次聚会中对他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肯定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

“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问自己：回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