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志：上访者为何信呼格父母不信法
从近亲蒙冤的受难者到维权救星，随着呼格吉勒图案的沉冤昭雪，呼格父母的身份，开始了一场悄然的转变。
据2月4日《新京报》报道，呼格父母家中“门庭若市”的局面，并未随着案件的冷却降温而消失，一拨拨的来访记者，现在变成了上访者，“哪儿都有，上海的、山东的，每天不断”。
对正义的期待，寄托在两位老人身上，人们登门拜访，希望能够收获经验，复制“奇迹”。在他们看来，呼格父母的“成功学”，比法定的救济渠道管用。
以前，我们讲信访不信法，现在这些上访者不仅回避法律通道，连信访制度本身也怀疑，转而谋求某种技巧、经验类的武器，希望可以穿透僵化的程序;或者干脆让呼格父母去“打招呼”，用熟人社会里的那套人情关系解决问题。
呼格父母又能提供什么呢?这根本不重要。因为在他们心中，压着另一个沉重的问题：为什么要信法?
法律不被信仰，将形同虚设
是的，为什么要信法?
如果时间往回倒，回到再审改判前，呼格父母恐怕也会有此疑惑——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枪决。从案发到行刑，高效的司法机器只用了62天。
十八年后，在社会的关注下，呼格案沉冤昭雪，这一案例也被打造成司法系统勇于纠错的标杆，呼格父母也成为象征正义的符号。登门取经，是弱者分享受惠者正义资源的模式。信访而不信法，信呼格父母的“打招呼”而不信信访制度，向“法”反向逃离的趋势很明显。
呼格父母的身份转换只在须臾间，其伴随的，却是矛盾在法院——信访系统——媒体之间的加速转移。走的是记者，来的是上访者，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于来访者而言，呼格父母还是个可以从正反两面论证的案例：沉冤昭雪，正义真实可感;但蒙冤多年，又恰恰印证法治曾经的长期失效。前者展示了非常规维权的力量，后者让他们更加坚定，该另辟救济蹊径。
更重要的是，在不少时候，法并未带来正义。司法不够独立，审判欠公正，公检法制衡不够，法律救济代价过高，都是问题，在文化层面，它还无力瓦解传统社会的人治、人情色彩。敲开呼格父母家门上访者，无疑是抱着救星的心态，来寻求一个主持公道的执杖者。
所以，我们看到，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再到呼格吉勒图案，徘徊在一度蒙冤但最后昭雪的受难者家门口的求助者，总是络绎不绝。“害怕老无所依超过坐牢”的赵作海，还曾经一度跟着一家维权网站站长，全国各地帮人维权，还因此结识了现任妻子李素兰。
2010年10月，赵作海作为“公民代理人”，开始了自己专门替人伸冤的全国维权之旅。图为赵作海因要“了解一个唐山的案子”，来到石家庄，西装革履地接受记者采访。
赵作海、佘祥林们，也许也会如呼格吉勒图的母亲那样，朝来访者一眼望去，看到的满满都是自己当年无助时的影子。但是，当有人会因为丈夫离异、想看孩子这样的小事，向呼格父母求求援时，他们的无助和无所适从中间，何尝不是包含了拒斥法律的确切的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