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塔勒比：中国学生的西方价值观，我也看不懂

【1月29日，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一场座谈会上发言，提到“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短短几十字，捅了舆论场的马蜂窝，瞬间引发巨大争议。有些媒体还翻找出袁贵仁过去意味不同的讲话。后续报道则表明，袁部长指的是“西方错误价值观”；求是网则在2日转载《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认为“社会上的一些公知大V也纷纷加入围攻的行列……参与围攻者越来越嚣张。”

近几个月来，关于中国高校教育的意识形态问题，已有几波争议热潮。去年7月，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巡视中，指出了一些高校的意识形态问题。11月，《辽宁日报》的一封《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公开信曾引爆了舆论。去年底，习近平亲自就高校意识形态作出指示，强调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今年伊始，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1月24日，求是网发表年轻宣传工作者徐岚的文章《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点名批评贺卫方、陈丹青。

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问题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高校外教似乎也难以置身事外。本文作者皮埃尔·塔勒比来自爆发过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的法国。他曾在中国授课三年，虽然谦逊地表示对中国高校思想教育和自由开放的中式网络争议并不熟悉，但期望结合亲身经验，谈谈对中国学生思想状况的一些困惑。勃艮第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赵晓天翻译、审校。】

贺卫方、陈丹青被点名的争议还没结束，教育部长袁贵仁又陷入舆论漩涡中

很多中国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其实中国拥有着和美国不同、但却是强而有力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更加低调但却更加有效。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好几年，我也有幸能接触很多中国的大学生，我能观察到他们被事业的成功、物质、消费、爱情等等东西所激发出的动力，但是还很少能看到为国家的前途所激励的学生——如果我的这番话不是太直接刺耳的话，请允许我继续议论下去。

我念过于海的关于中国80后的文章，他在他的观察中也说道：“这代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物质、消费和个人目的的实现”。

我在中国不同的省份的大学教了三年书，我能在我的学生里观察到同样的现象。能够在中国教书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事之一了。当然，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学生都受到过良好基础教育、对一切都能保持好奇并且在学业上也有相当高的自我要求。

但是在学业之外，作为中国一切现象的热情探索者，很多事情还是使我感到惊奇。

尤其是在我在课堂上教授经济科学时，我总是希望让学生们思考财富的源泉。我不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以我喜欢用我的方式来证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只能造成资本和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并且由于这个系统内资本过积累的缘故，也会造成原始生产力的枯竭。但是当我在课堂论证我的逻辑的同时，总能看到学生困惑的眼光-虽然他们一样对我保持着礼貌和尊敬-往往在课后的交流中我会找到他们怀疑的来源：对不少学生来说，经济学就是一门致富的学问，是使国民富裕、尤其是能使他们每个家庭都富裕起来的学问。我和学生们还有过关于类似经济学不是金融学的有趣讨论，往往中国学生和法国很多大学生一样都会混淆这两门完全不同的学科。

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的胜利？

我绝不是在这里批评中国的年轻人。我只是希望以一个“老外”的身份来理解一个和他们的祖父母甚至父母差别如此之大的一代人。比如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向学生们展示国家干预的必要和一个稳定的政治、安全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还借用希腊危机的例子，向学生展示如果一个国家放弃履行自己该有的最高职责，那么就是个人主义的胜利，而这种个人主义只能是掠夺性和灾难性的。而且，如果有机会和希腊人进行多层面的谈话，我们也会发现希腊人大多都只会关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而国家在哪儿他们并没有过多的存在。希腊国家没有能力更加没有意愿改变现状。政府沦为人数庞大的公务人员队伍（人数多到国家行政系统都统计不过来）工资的发放者，最严重的是靠借外债发工资，得过且过，这就是他们现在的状况。其实希腊现在的情况，抛开“国际货币无体系”的原因不谈，很大一部分还是大众的个人主义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