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中心论相伴而生（3）
无论是历史虚无主义也好，还是西方中心论也好，从来都不会用在西方自己身上，而是都用在非西方民族身上。
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能够如此之快地席卷中国，并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与中国的变革紧密相连。戊戌变法也好，辛亥革命也好，改革开放也好，都在强调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要变。为了强调这个变，我们就需要先做一些理论上的铺垫，就要主张说中国有一大堆的毛病，而且非常严重，非常根深蒂固，这就为改变提供了合理性。
1978年以后，为改革开放做一个理论铺垫，当时的总书记亲自为大家推荐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来读，就是要说明中国文化从根上已经坏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改革。历史虚无主义就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政治需要下，成为近几十年来非常风行的思潮。
我们在强调某些东西需要变的时候，同时也不能忽视哪些东西不能变。十八大以后，我们的领导人也强调这个问题，就是有些东西要改，有些东西不能改。我在《中国自信》里有专门一章讲“改革霸权”的问题，谈到少数人垄断了改革霸权，他们认为只要跟他们不一样的全是反改革，全是倒退，全是余孽。这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体现。
当下很多人讲民国如何好，大谈民国范儿，这实际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不是从大的方面针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个历史的否定，而是针对一段历史的否定，是一个局部的历史虚无主义，它肯定某一段历史的本质就是为了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就像很多人提儒家宪政也是用儒家来否定共产党，道理都是相通的。
（本文系俊德堂研究院与四月网2015年1月25日联合召开的“反思历史虚无主义学术讨论会”发言内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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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