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丝绸之路谨防深陷“伊斯兰陷阱”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精彩观点：

放眼全球的全球贸易发展趋势，近几年，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合作地域之广、合作领域之宽、合作水平之高前所未有，TPP和TTIP便是最好的见证。

而中国的丝绸之路战略，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大主题，跨越亚欧大陆海陆空，将中国的东部、西部的未来发展蓝图与欧洲经济圈和环太平洋经济圈两大经济圈联结在一起。因此，有人认为，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应对全球贸易发展新趋势的策略，也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体形成新一轮贸易围城的必然选择。

对此，我们采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从国际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策略的角度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解读。他认为，在更高层次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并在国际上赢得热烈响应，标志着中国自主制定和推行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大大增强。而单纯就经贸发展潜力而言，海上丝绸之路的分量和发展空间远非陆地丝绸之路所能比拟。

>>>当前中俄，西方，以及不断壮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三方之间的关系犹如二战之前的苏联、西方和纳粹，中俄和西方对峙犹如二战之前的苏联与西方，双方客观上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不能共存，但又都希望打击和排挤对方。

>>>狭义的丝绸之路仅指陆地丝绸之路的中线，中等范畴的丝绸之路涵盖了北线，广义的丝绸之路计划才包括南线和海路。

>>>在我看来，要想依靠中国的一国之力，在一个计划的框架下带动60多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显然超出了国力。

建立欧亚新政经秩序

记者：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指的是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那它的具体范畴是怎样的？

梅新育：自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国内外关于丝绸之路建设的讨论热度不断升温。到目前为止，发改委和外交部等部门还没有明确提出“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范围，根据历史和现实判断，可以将丝绸之路划分为海、陆两条，其中陆地丝绸之路及其经济带又可分为北、中、南三线：北线为中亚—俄罗斯—东欧——波罗的海；中线为中亚—西亚—南欧，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南线为东南亚—南亚—西亚—南欧及北非。

海上丝绸之路按照郑和下西洋路线则是以泉州为起点，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历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涉及东盟、南亚、西亚、东北非等相关国家。这样，按照最广义的定义，“一带一路”涉及约六十几个国家。

而狭义的丝绸之路仅指陆地丝绸之路的中线，中等范畴的丝绸之路涵盖了北线，广义的丝绸之路计划才包括南线和海路。

记者：国际上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提出丝绸之路战略是为了对抗美国，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梅新育：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其实最初的着眼点仅仅限于陆地丝绸之路的中线，目标是在北约军事力量撤出阿富汗和国际经济转折的背景下构建包括中亚、阿富汗、伊朗在内的西域经济新秩序，以取代奥巴马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并为预防该区域的政治权力更迭和动乱风险做好准备，筑好抵御伊斯兰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势力东侵的“防波堤”。后来才在这一基础上又扩展至北线、南线和海上丝绸之路。

当前中俄，西方，以及不断壮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三方之间的关系犹如二战之前的苏联、西方和纳粹，中俄和西方对峙犹如二战之前的苏联与西方，双方客观上都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不能共存，但又都希望打击和排挤对方，将伊斯兰极端主义祸水引向对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则竭力游走于其中而壮大自己。

阿富汗战争是北约问世以来第一场在其传统欧洲防区之外的战争，其失败虽然消除了西方势力威胁中国西北边陲的风险，但也带来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填补北约撤出后的真空而加速坐大的风险。如果我们不能提出、构建一个可行的经济政治秩序，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控制阿富汗全国、中亚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进而威逼渗透新疆的危险将出现并急剧放大，倘若如此，包括新疆在内的我国广大地区将无宁日。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个这样的政治经济秩序构想，以消除上述风险，并通过在这一秩序下发展经济，从根本上铲除极端主义势力滋生的土壤。

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某些发展趋势也进一步加大了我们制定实施“一带一路”计划的紧迫性、可行性。紧迫性在于，世界经济已经步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低速增长期，美国缩减和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经济社会痼疾相结合，将使得这些新兴市场经济遭遇巨大波动，相当一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波动完全有可能进而发展成为社会动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演1980年代席卷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集团的债务危机。中亚、西亚诸国经济高度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等初级产品行业，在这一经济转折中地位更加脆弱，也就更需要打开经济发展新天地的构想计划。

同时，伊朗已经遭受美欧贸易制裁30余年，客观上使得中国的资本设备、消费品等许多产业在伊朗市场上遇不到有分量的竞争对手。但随着伊朗新总统上台，伊朗与西方核框架协议已经接近达成，西方对伊朗贸易制裁可望在近两年内较大幅度放松、取消。

这一变化会大大增加伊朗市场上与我国企业竞争的有分量对手，如果我们不能提出新的方案，实现中伊经贸质的提升，我国很多企业就有被排挤出伊朗市场的危机。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提升对伊朗经贸的质量，那么伊朗突破禁运制裁对我们就是十足的机遇。

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并在国际上赢得热烈响应，也标志着中国自主制定和推行国际经贸规则的能力大大增强。实际上，许多初级产品输出国从官方到民间，在这十年期望值已经过度提高，他们对外商、外国投资者的要求日益苛刻，制定实行了越来越多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不合理规定。而经济转折的冲击和社会动荡的压力将迫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现行政策的失误之处，从而接受我国企业、投资者的合理要求。

谨防深陷“伊斯兰陷阱”

记者：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新丝路战略态度如何？

梅育新：一方面提防向自己不希望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引诱中国向西域投入过多力量，诱导中国陷入“伊斯兰陷阱”而被消耗力量。

我们在推进陆地丝绸之路北线和中线计划时，要明白虽然此举用意之一是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但倘若如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那样投入过大力量，在伊斯兰极端主义仍将持续膨胀二十年以上的背景下，我们就有可能深陷伊斯兰陷阱而在没有太大经济潜力的地方徒然消耗我们的国力，在中俄、西方、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三角博弈中失败。而且三股势力必然会借经贸发展的便利而力图加速向新疆渗透。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东突厥斯坦”这个概念和泛突厥主义本身就是在清末对外经贸中输入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和警惕。

记者：尽管新亚欧大陆桥比海上运输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但从其当前的运营情况来看，推进并不算成功，目前欧亚之间的运输依然以海运为主，这其中的症结在哪里？

梅新育：最根本原因是两种运输方式运输能力不可比。两者总体而言，就全国而言，水路运输永远是对外经贸的最主要通道，铁路不是最主要的运输通道，这一点要铭记。此外还涉及到跨国间的协调轨距、海关监管等问题，非常复杂。

总的说来，我们在“一带一路”热中需要保持冷思考。首先是对整体投入的总量和方向应当有准确的把握。我们需要明白，国内外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未必完全切合实际，不少是地方政府希望沾光政策福利，为此拼命扩大“一带一路”的范畴，以便把本地包括进去，或是夸大自身地域的经济政治重要性。因此，对于从事实务的经济人士而言，一定要对此有清醒认识，不能贸然听信而把真金白银投入到风险过高、预期回报过低的地方。

在我看来，要想依靠中国的一国之力，在一个计划的框架下带动60多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显然超出了国力。单纯就经贸发展潜力而言，我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分量和发展空间远非陆地丝绸之路所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