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习近平的政治改革

正如邓小平所言，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将得而复失。在历经35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到了需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刻。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所推行的改革，便是一场政治改革。只是这样的政治改革，并非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时多次所言及的政治改革，也并非西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多次所谈及的政治改革，事实上应该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行政体制改革；换句话说，是试图在不触动原有政治体制基本框架下，所进行的行政体制改良，以提高其行政效率。其背景正是当时推进经济改革时，遭遇到旧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的掣肘。因此认识到需要对政府机构、职能进行改革，为的是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更何况，邓小平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定的目标有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可见，行政体制上的改革，才是邓小平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

与此同时，习近平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也绝不会是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习近平多次强调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不适合于中国。眼下其所推动的政治改革，是着眼于中国社会当下所面临的危机所进行的改革，是针对为克服中国经济、社会危机而需要的国家力量来进行的改革。而且，这场改革首先需要针对的是党、政、军这三大执政党执政根本的领域。因为只有重新构建了权力结构，才能保证最高领导人有足够的调控能力，调动各种资源进行其所要推动的改革；也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其最高权威，避免改革过程中遭遇各种力量的制约而无所作为。

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危机，包括社会危机和经济风险。毋庸置疑，中国已然是个高风险的社会。无论是频发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问题，或是在北京、新疆、昆明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或是其它反社会行为的杀人事件，如山东招远的邪教杀人事件等，这些事件都深刻地改变了民众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中国人向来善于明哲保身，但现实的种种却告诉人们，在高风险的社会环境下，却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尤其是在过去“稳定高于一切”的高压之下，弱势群体的诉求无法得到维护时，往往更是选择更加的弱势的社会人群进行暴力报复。

同样的，尽管过去35年的经济成果是巨大的，但其所付出的代价却也是同样巨大。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治理问题，便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依赖于政府投资、房地产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困难与地方债务危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GDP政绩，不愿意放弃其因此而可以获得的额外利益所导致。眼下不断下行的经济增长速度，若无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势必难以支撑中国维持稳定所需要的速度。因此，有关中国经济崩溃的悲观论调也再次出现。

可以说，当下高风险的中国社会与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压力，都是在为过去35年里错误的政策买单。整体上看，中国的中央政府仍然具备较强的干预能力，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国政府有着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通过国企仍然控制着巨额的国有资产，执政党仍然掌控着军队。但这取决于中央政府能否真正调动起这些资源。诚如已然进行了两年多的反腐运动，所揭示的是党、政、军令人咋舌的腐败程度。

清华教授王绍光在《国家能力与国家治理》一文中表示，党国体制为中国提供了解决国家能力问题，而这也是中国过去成功治理的关键所在。但在经历35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党政军这一执政党治理的重要基础，却因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严重腐化，不仅损害了执政党自身形象，也使执政党面临执政合法性危险、信任危机。

基于这样的现实，习近平所推动的改革，重点并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治领域。其首先所要实现的，就是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基本稳固，保证其治理所依赖的党、政、军可以得到有效的调控；否则其它一切改革势必无法推行。换句话说，就是要结束过去“以权治国”的治理方式，代之以“依法治国”。这首先需要做到“依法治党”、“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军”。

但既有的利益格局不打破，新的制度管理就不可能建立。因此过去两年多里的反腐运动，充当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破坏”角色。在党政军进行的反腐运动，打破了种种腐败集团、经济寡头、军队腐败高官，像以周永康为首的中石油系统腐败、因自然资源而腐败的山西官场、以谷俊山开始而揭发出的军队腐败链条。习近平的政治改革，正是通过重塑执政党根基、重塑执政党形象、重塑中国官场风气来进行的。

当然，这些仅仅是破局而已，能否结束“以权治国”，替之以“依法治国”，仍然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取决于首先能否真正实现依法治党、依法执政、依法治军。换句话说，在于执政党本身能否先“硬”起来，才能在诸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国有企业改革、司法改革、社会治理、经济转型等各个方面破局与改革。

总之，习近平推行的政治改革，并非是邓小平所言的行政体制改革，也非西式的民主政治改革，而是基于中国眼下面临的多重风险与危机的改革，首先在于重塑国家能力、在于对党政军的掌控与治理。至于未来能否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甚至更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仍然有待观察。

作者是中国广州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