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共产党为什么会反性禁欲？

在新近出版的《新中国性话语研究》一书中，我研究了60年来的主流性话语，发现其基调是非常保守的，反性禁欲的。共产党从思想渊源上看，按说应当算左派，是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工人农民一边、相对于资本的弱势群体一边的。在西方，左派就是这个立场，而西方左派在性的问题上也是比较进步的，开放的，无论在淫秽品问题上、性交易问题上、同性恋问题上以及一般涉性问题上，都是与资本和保守派（所谓“道德大多数”）对立的。可是，为什么共产党大国或者曾经的共产党大国（如前苏联）在性问题上均持保守立场呢？这事有点怪异，不合逻辑，因此值得做专门研究。

我分析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对待传统文化习俗的谨慎态度。共产党是通过激烈的革命手段获得执政地位的，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经树了敌，在文化习俗方面就不愿意再多树敌了。树敌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据说中国在联合国反对性倾向歧视公约的投票中是投了弃权票的，一个潜在的原因是不愿意与性保守的国家如阿拉伯国家（世界上还有7个国家对同性恋施行死刑）的态度过于对立；在国内，在性的领域，底层群众一般比精英阶层态度保守（举例：全国妇联调查发现，在“贞操与生命孰轻孰重”一问中七成农村妇女选择贞操重于生命），为了照顾下层的观点，共产党不得不在性方面取比较保守的态度。

其次，沿袭了作为革命团体在草创时期所形成的性规范。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团体，就像基督教草创时期一样，在团体内部形成了非常严谨的一套性规范和性态度，它不得不比周边的一般民众更加保守和严谨。因为舆论压力异常强大，在地下状态时被妖魔化得很厉害，如被诬蔑为主张共产共妻，被诬蔑为烧杀淫掠的农民起义军等等，所以革命团体内部对性有严格规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调戏妇女）。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将革命团体内部的性规范和性态度推广于一般社会人群，遂造成了全社会的反性禁欲氛围。

第三，沿袭了以食为必需品视性为奢侈品的思维方式。中国俚语云： 民以食为天。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天下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共产党也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因此一直以食为第一要务，相形之下，性满足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进城之后，看到四处泛滥的卖淫嫖娼、淫秽书刊、一夫多妻，一律视为旧社会的丑恶现象，需要通通扫除干净。从那时形成的法律政策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最严厉的涉性法律（直到1980年代，还实施过多起对组织卖淫者、淫秽品商和聚众淫乱者的死刑）。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带着尚未达温饱线的穷人的态度看待性欲，视之为富人的罪恶和奢侈。性欲往往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定语，被批判为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腐化堕落。在解放初期，连爱情都被视为“小资情调”加以批判。这种批判带着一种穷人的义愤。然而，在全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食色性也”呼声高涨，在人们心中，性欲渐渐从奢侈品变为必需品，可是思想仍停滞在过去，属于典型的“文化滞后”现象，目前的涉性法律也还是沿袭了这一思维方式，属世界最严苛的法律规范之列。

第四，沿袭了重生育轻快乐的传统性观念。中国文化极其注重生育，社会心理在为生育赋予极重价值的同时，轻视性的快乐功能。除了以繁衍为目的的夫妻性行为之外，其余的性活动一律给予负面的道德评价。如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多人性行为、同性性行为等，所有为快乐的性活动从理论上被认为是堕落的、享乐主义的、道德败坏的。虽然没有明确说繁衍后代是性的唯一正当理由，但是所有涉性法律规范设计背后的逻辑却一向如此。换言之，除了以生育为目的的夫妻性活动之外，其余种类的性活动都是越少越好的，最好杜绝，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仅仅以快乐为目的的性仍然是不正当的。这一道德规范与基督教性规范暗合（圣奥古斯丁曾说：真希望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能够设计除性交之外的其他繁衍后代的办法，这样人就可以避开性交这一罪恶活动了。他还认为，即使是夫妻之间的性活动也是一桩罪恶，可是为了繁衍后代，不得不为之）。

最后，尼采曾经深刻分析过为什么基督教提倡反性禁欲，认为如果把一个人人都会有的生理冲动贬低为坏事和罪恶，就可以使得每一个人都有了原罪，都成为罪人，都需要自我批判，需要忏悔。按照福柯惩罚与规训的逻辑，如果每一个人的性都被管制起来，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惩戒与规训。性是人最隐私最个性化的私人行为，如果这个领域都被监控和规训起来，人的被管控就达到了极致。这种分析角度虽然听上去阴谋论的味道太重，但是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正在做着，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这种做法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就只能任人猜测了，也许当事人自己都不是有意识的，只不过是出于下意识，或者潜意识，或者一种集体无意识。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