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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梆:查理凶手——从比萨快递员到恐怖分子

2015-01-16 18:51:44 作者: 王梆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战争造成的紧张关系,令当时居住在法国境内近20万的阿裔移民处境难堪,左右为难。阿裔移民因此不再受法国欢迎,且不说他们的穆斯林文化和法国本土文化本来就存在着冲突。

身为一个有双脚的人,也许很难体会坐在轮椅上的感觉,比如突然在古老的八角型图书馆里看见电动升降椅子,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像鸟一样升上去,到那个天窗和藏书接壤的空间里。这种感觉,也许就是叫“出路”吧!《卫报》一连数天刊登了一系列关于查理的报道和评论。其中一篇讲述查理凶手成长史的长文,尤其让人唏嘘。到底是什么让这三个在法国长大的小青年成为恐怖分子?而反恐的出路又在哪里?

巴黎第十区从Repubique到Gare du Nord一带,是一个移民众多,文化混杂的地带。在一个以欧洲中产阶级白人文化自居的人的眼中,它想必应该是极富有异国情调的。在那里,语言,食物和小商品之多样化,在我短暂逗留巴黎期间,它曾经混淆过我的方位感,一时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北非,中东还是阿尔及利亚。

据《卫报》那篇长文报道,1980年,Cherif Kouachi就出生在那里。Kouachi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家庭的五个孩子之一。

《查理周刊》事件嫌犯之一的Cherif Kouach

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及利亚在1830年被法国占领,成为法国领属地。一战前后,阿裔移民作为廉价劳工被大量输入法国。1954年到196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通过战争,付出50万阿人的生命代价,终于从法国手里夺回了自主权。战争造成的紧张关系,令当时居住在法国境内近20万的阿裔移民处境难堪,左右为难。阿裔移民因此不再受法国欢迎,且不说他们的穆斯林文化和法国本土文化本来就存在着冲突。法国本地人和穆斯林移民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外人很难评价。但是关于法国移民歧视之类的负面报道却很多。

Kouachi在幼年时代就被父母抛弃了,是父母双亡还是无力抚养,原因不明,总之,他随后便被送进了远离巴黎的Care Homes(相当于孤儿院)。18岁,他和哥哥一起返回巴黎的东北区,过起了四处借宿,睡在地板上的流浪生活。他也没有文凭,除了一张体育项目资格证,一无所有。但资料显示,当时的他谈不上愤世嫉俗,只是有点幼稚。他不定时去清真寺做做祈祷,去俱乐部狂欢,制作说唱乐,吸大麻,喝酒……总之,和普通的小青年没有什么巨大差异。

接下来,他认识一伙同城小青年,和他一样,他们都出生在支离破碎的家庭,都早早告别学业,很多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混在一起了。他们都来自巴黎的19区,一个工人阶级,街霸和学渣横行的地段。他们都没有工作,且都有过偷盗、毒品、人贩之类的前科。他们之中有个被视“古鲁”的,比Kouachi大一岁的家伙,叫Farid Benyettou,当时的职业是清洁工,却对发生在伊拉克的“圣战”十分狂热。时值2004年,伊拉克战争刚刚结束。这个小团伙,在后来的法庭审判中被看成是一个“二流的业余团伙”,“法国第一个圣战学校”, 不过团体中确实有几个家伙,还真的去了伊拉克,其中三个死于战场,其他的带着残肢断体或者被警察遣返回乡。当年从法国去当“圣斗士”的青年大概有1400人,有70位法国公民或居民战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今天,去参加“圣战”的青年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格局,他们不一定是那些穷苦的伊斯兰移民,他们有的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在一家披萨店靠送外卖为生的Kouachi也企图去伊拉克做“圣战士”,不过在试图登上Damascus的飞机之前,就被抓获了。那是2005年1 月,他告诉法官,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离开法国。“离起飞的时刻越近,我就越不想走。但是我害怕自己看上去像个懦夫。”他被判刑 3年18个月。他的律师形容道:“他其实看上去就像个脆弱的孩子,对政治略知皮毛,心理上,他被那个古鲁操纵着。”那个古鲁让Kouachi觉得自己很重要,他聆听他说话,并把他看作一个存在的个体。而Kouachi其实并不善于思考,他连伊斯兰教和天主教都分不清。问及为什么要去参加“圣战”,他说:“之前我只是个小流氓,但‘加入圣战’这个念头冒出来之后,我觉得很爽。完全没有想过会死的问题……经书上说殉道而死是一件好事。”

Jacques Follorou,法国《世界报》的记者说道:“这群失足小青年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没有政治主张,没有经验,反社会,心理上处于(崩溃)边缘,然后遇上了一个教唆者,就这样被操控了。他们其实寻找的是身份认同感。”

《卫报》在那篇长文中评论道:“如果说这个古鲁的课堂只是一所业余学校,那么真正让Kouachi毕业并获得资格证书的,则是他服刑的监狱。”

法国南部的Fleury-Merogis监狱,是欧洲最大的监狱,男性囚牢可容纳3800人。建于1960年,以暴力,毒品和高发自杀率,以及“囚犯绑架囚犯当人质”而声名狼藉。在Kouachi服刑期间,那所各方面状况还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监狱,其拥挤度高达150%。据《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of Prisons(国际监狱观察)》的报道,它曾被描述为对人的健康和安全极度不利之地。其拥挤程度就连动物都无法承受,没有窗户,没有风景,只有天窗和浑浊的空气。2008年,一个视频从监狱偷渡到外界,囚犯之间的暴力,漏水的天花板,恶臭的厕所,停滞而冰冷的供水系统等监狱场景得以曝光。有个犯人说:“我们冷得像街头的流浪汉一样。”

因抢劫罪获刑,把该视频偷渡出去的囚犯之一Amedy Coulibaly,和Kouachi成了监狱里的难友。7年之后,他和Kouachi一起,参与了查理惨案,杀死了一名穆斯林警察和Kosher 超市里的四名人质。

Amedy Coulibaly

Coulibaly是巴黎南部一户西非移民家庭的孩子。他成长的那个街区,Grigny,是巴黎最混乱的黑人街区之一,住着上万居民,其中至少40%失业,贫困,贩毒,人口走私和青少年犯罪率之高,被称为“社会垃圾桶”和“愤(粪)青的土壤”。Malek Boutih,一位前反种族歧视人士,该区的社会党议员说道:“那是个被国家抛弃的地方。法国人珍视的价值观,自由,平等之类,在那里是不存在的。”据说,招聘人员只要在地址栏上看到它的地址,就会毫不犹豫地把求职信扔到废纸箱里。

一位曾为Coulibaly青年年时代的抢劫案辩护过的律师回忆道:“Coulibaly是个头脑发热,胆大包天的青少年。他的父亲是来法国打工的卑谦的非洲穷人。像那个区的很多青年一样,他不想让自己成为父亲的模版,总想着赚快手钱,却一次次地入狱。”

在监狱里,难友Kouachi和Coulibaly不但建立了友情,还找到了一个导师,Djamel Beghal,他因在巴黎驻美国大使馆投掷炸弹,被判10年徒刑。在英国和法国的情报局眼里,他被视为基地组织在欧洲的招聘人员之一。他的洗脑工程,也是使Kouachi和Coulibaly变得越来越偏激的原因之一。

离开监狱的Kouachi,在鱼店找到了一份工作,还结了婚。之前教唆他去做圣斗士的那个“古鲁”,则由清洁工变成了一名护士。Coulibaly亦拿到了一份可口可乐工厂的实习工合同。如果他们就这样生活下去的话,那么查理惨案就不会写进世界反恐史了。

遗憾的是,出狱不到一年后,Kouachi和Coulibaly就因涉嫌参与“解救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Smain Ait Ali Belkacem”的计划而再次受到警方调查。这名被判无期徒刑的恐怖分子曾在1995年炸弹袭击巴黎Musee d’Orsay火车站, 造成30人受伤。警方在Coulibaly的家里找到大量的冲锋枪弹药,Coulibaly因而再次入狱。至于Kouachi,整个调查期间,他一直保持沉默,因为证据不足,他被释放了。此时,Coulibaly的妻子,超市收银员Boumeddiene因为不愿意在收银时揭下面纱,而待业家中。

Coulibaly在监狱里表现良好,2014年的春天就被提前释放了。Boumeddiene在监狱门口迎接了他。这对恋人本来可以过上平凡的生活。但Coulibaly最终还是参加了查理惨案。一份关于他的心理记录显示:“幼稚,有精神分裂人格。缺乏内省能力,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缺乏道德感,却希望能变得有力量。”在查理事件中,杀害了四名人质的他,竟然在尸体之间,漠然地给自己做三文治。

Kouachi的哥哥Said,是查理惨案的三个凶手中唯一没有进过监狱的。但是他曾被怀疑和基地组织有关。在惨案发生之前,他和妻子和年幼的孩子生活在Reims,在邻居们的眼里,他生活得像一位隐士。

查理惨案得到了空间的媒体关注。如果三位凶手仍活着的话,这是否是他们所希望的呢?欧洲又将如何面对这种“国产恐怖主义”?是继续做“我是查理”还是选择“我不做查理”……问题之多,只能套用“时间”去解答。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只希望每条困境都能找到它的“出路”。

责任编辑:旺旺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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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水木汇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