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纳尔迪 ：东南亚既得利益者的暴政

【编者按】当人们将众多美好的愿望都诉诸民主化转型时，失望是在所难免的。诸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化不是解决国内各类问题的万能灵丹。近来，东南亚及其它地区出现的民主转型回潮，给那些怀着美好愿景的人当头一棒。民主不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所谓的“腐败的民主政府”便是例证；而法治可能才是建立廉洁政府的更好方案。简单的民主化也不能有效整合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从东南亚的案例可以看出，所谓包容性增长并非必然紧随民主化而出现。国家（state）有效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个虚弱的国家机器，如果不能较好地实现财富在不同群体间的合理分配，那么来自民众的不满将是非常危险的。本文中，东南亚国家某些中产阶级成员对威权政治的支持，到底是在反对或颠覆民主，还是在怀念以往的社会安定和秩序，这本身就值得讨论。俗语云，“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任凭纸面上的权利和自由如何绚烂多姿，倘若置身于一个动荡不居的社会，那也只不过是些美丽的肥皂泡罢了。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东南亚的“旧中产阶级”转向了民主的对立面。

任何有依据的预测都会承认，到2030年时，亚洲将占据全球中产阶级人口的三分之二。投资者和企业家们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早就排着队等候占领这一迅速扩大的消费市场，而政治分析家们才刚刚开始领会亚洲中产阶级的崛起将给这一地区（尤其是那些非民主国家）的政治治理带来的影响。

照片来源：路透社/ Chaiwat Subprasom

中产阶级会要求建立更完整、彻底的民主制度和代议制政府，以及要求在国家管理的过程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吗？还是只要经济继续增长，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就依然不会反对当前的一党专政、军政体制或选举产生的专制者？

注：贝斯塔曼转型指数（BTI）用五个指标衡量国家的民主状况：国家特征，政治参与度，法治，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以及政治、社会的整合度。气泡的大小表示国家的人口规模。

数据来源：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发展、援助与治理指数（DAGI）”，布鲁金斯学会，2012；民主状况：贝斯塔曼转型指数（BTI） 2014，www.bti-project.org；2012年人口数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台湾数据：台湾地区“行政院”主计处。

显然，一个实质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并不能直接导致一个更健康的民主国家的形成。贝斯塔曼转型指数显示，在被测试的亚洲国家中，一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和该国的政治转型之间，仅仅存在着十分松散的关联。相对而言，印度尼西亚的中产阶级人口仅仅为泰国的一半，但民主政体在印度尼西亚运转得无疑要比位于东南亚的君主制国家泰国好太多。

中产阶级究竟会扮演何等政治角色，取决于我们问的是哪种中产阶级——至少在东南亚是如此。因此，我们最好用这一术语的复数形式（也就是middle classes）来反映这一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可以展现东南亚社会的阶级动态，而且还可以有效地解释近来该地区一些国家政局的不稳定状况。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就是其中的代表。

2014年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当印度尼西亚平静地完成总统选举之时，泰国刚刚经历了一场最终以军事政变结束的暴力抗议活动，这无疑表明泰国国内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裂问题。两国的政治发展均不仅仅受国内社会中极端力量之间巨大张力的影响，也受到正在成长中的中间阶层的影响。

拿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差异极大的国家作比较，似乎有些不合适——前者是一个处于非常态的、保守的军事集团统治下的国家，后者则是处于民选总统治下的进步国家。实际上，最近数月以来，许多分析家们也认为，与政治上逐渐陷入深渊的泰国相比，印度尼西亚俨然已成为这一地区的又一民主灯塔。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理性、谦逊的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亦称“佐科维”）与只知一味剥削国民的泰国军人独裁者巴育·占奥差，就很容易认同上述分析。但这样我们就忽略了印尼最近这次总统选举差一点就将整个国家重新带回所谓“新秩序”的威权体制的事实：近一半的选民想要回到“新秩序”体制之下，因此将选票投给了宣称将建立更加稳固的独裁控制的保守派候选人普拉博沃·苏比安托。虽然普拉博沃最终败选了，但支持他的数个党派仍然控制着议会。九月，他们便试图通过废除地方层面的直接选举，破坏民主制度。

在分析两国国内的政治极化现象时，我们应当超越简单的贫-富二元对立的思维。媒体报道显示，印尼社会中贫穷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普拉博沃的主要支持者——事实恰好完全相反。选举前数周，佐科维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寻求具有都市生活背景的、看似应当更加理性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仅仅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的选民大多坚定地支持佐科维，而那些拥有大学学历、月收入逾两百万印尼盾（相当于165美元）的群体却转而支持普拉博沃。

这似乎表明，正是中产阶级群体对于高效威权体制下的美好过往的怀念，以及他们对于腐败的民主政府的清醒认识，差点葬送了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政治。泰国的反民主抗议活动，同样是由具有都市生活背景的，对军方和君主共同统治下的日子多有怀念的中产阶级推动的。而民主政治的支持者，则相反，大多来自各省正在兴起的下层中产阶级。

问题的关键，在于东南亚的历史轨迹。20世纪下半叶，正是广泛存在于这一地区各个国家的发展型威权政体，造就了其国内中产阶级的兴起。中产阶级的身份及其认同，并不是在民主建设或反对政府干预的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与政府干预紧密共生的语境下形成的。只有当这一制度安排开始走向失败之时——尤其是伴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来的，技术专家治国的高效率和自上而下式的经济发展的弱点逐渐显现出来时——中产阶级才开始谋求推翻威权体制。

但是，当这一地区的经济再度迅速发展并开始惠及原来的边缘群体时，一个新生的、满怀理想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出现，使得旧中产阶级逐渐心生疑虑，重新怀念起过去的发展型威权体制来。当新生代中产阶级意识到可以利用民主政治来为自身赢得一份国家经济发展的“蛋糕”时，相对来说数量更少因而更缺乏安全感的旧中产阶级的防备心理于是变得越来越敏感。旧中产阶级的成员还没有学会该如何分享。这些中产阶级守旧派们，于是重新支持诸如泰国王室的军事将领或印度尼西亚“新秩序”体制的追随者普拉博沃这样的独裁者，因此开始颠覆或危及这一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抑制新生代中产阶级物质经济生活的提高。

“旧中产阶级专制”已经成功地摧毁了泰国的民主制度。印度尼西亚则选出了佐科维，虽然优势极其微弱，但民主制度好歹得以暂时死里逃生。佐科维和东南亚其他民主政治的支持者们需要让旧中产阶级相信，团结一致、民主治理是必需的。

（郑涛/译）

塞尔哈特·乌纳尔迪是德国智库贝塔斯曼基金会的项目主管。近期，他参与了亚洲政策简报“亚洲中产阶级——政治变革的动力？”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