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睿：坚持东亚民主总结，推迟西式民主嫁接

外国领导人、学者和专家们常常建议，亚洲国家和地区例如台湾地区成功的民主经验，可以使中国得到启发。然而与此相反，中国的领导人和老百姓不太可能从其在亚洲或其他地区的所见所闻中受到启发。确切地说，他们更有可能断定，最好的办法是继续坚持“东亚模式”并推迟民主化进程，直至国家更加富有和稳定。

一、法律改革、经济增长与民主化

法治与民主往往相辅相成。然而，法治不一定与民主同步，在亚洲和中东的数个在法治方面所获评价最高的法律体系并不属于民主政体或狭义上的民主政体。新加坡，以及表现得更明显的香港显示，自由民主政体，甚至一个民主政体的非自由版本，不是符合法治最基本要求的法律体系的前提条件。

当代新加坡被描述为一个半民主、假民主、非自由民主、有限民主、强制民主的国家，一个“体面的、非民主政权”，一个软威权国家，一个由李光耀所控制的专制国家(现由其子掌控)。法律在新加坡的主要作用是巩固国家政权，保持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许多决定都由国家和政治家，主要是由总理领导的内阁作出。公民社会受到限制，以国家、企业、工会和社会之间的社团关系表现出来。行政法制倾向于强调政府的效率，而非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人权利得到宪法的保障，而不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进行理解。李光耀和其他政府官员遵循强调群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的亚洲价值观，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作出限制，包括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基于此，公民不得对核心部门比如司法机关的正当性或对选出的官员的品格操守进行攻击，否则会遭受藐视法庭或诽谤的指控。新加坡以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名义对劳工权利进行了限制。这种家长式的政体推行实质性的规范性议程，并积极规范私人的道德和行为，政府倡导社会和谐而抑制对抗性诉讼。总体而言，司法机关往往听命于政府，尽管其理由似乎表现为大多数法官真实的一致性意见，而非对法院施加的公开的政治压力，但在一些情况下，挑战人民行动党权威的法官被调离了原职。

尽管新加坡存在民主的局限性，使用法律系统来压制反对派，以非自由主义的观点对许多与权利相关的问题作出解释，在0至10分的民主指数评定中被评为2分，但其法律系统经常被评价为全世界最好的法律系统之一。1996年新加坡的世界银行法治程度指数达到第99个百分位，2002年为第93个百分位。在大范围内进行比较，美国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排名在1996年和2002年处于第91至第92个百分位区间内。

与新加坡类似，香港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主要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产物。直至1997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该系统一直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法治的典范，尽管缺乏民主以及在英国统治下个人权利的范围受到限制。回归后，其法律制度继续在世界银行法治程度指数中获得高分评价，仅从1996年的90.4略降至2002年的86.6。

在阿拉伯国家中，阿曼、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在世界银行法治指数评价中排名前列，但在民主指数评定中指数为0。

与此相反，正如非民主国家可能拥有高度法治的法律制度，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则可能法治程度极低。例如，危地马拉、肯尼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均获得很高的民主评分(民主指数为8—10分)，但其法治指数不佳(其世界银行法治指数不到25个百分位数)。还有其他八个国家获得8—10分的民主指数，但其法治指数低于第50个百分位数，其中包括菲律宾。

此外，民主和法治显然与财富紧密相关。实证研究尚未厘清民主、法治和财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复杂的因果关系。但台湾地区、韩国及最近的泰国的成功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只有在经济增长达到相对较高水平之后，民主化的转型才会到来。

相比之下，过去那些试图在较低水平实施民主化的国家通常都失败了，很多都恢复到了独裁体制。1950年至1957年间，刚刚从荷兰独立的印尼试图推行民主。这个尝试以苏加诺宣布戒严而告终。泰国经历了无数次的民主选举，而后是由军方主导的政变的循环——自1932年以来约有17起政变企图，其中包括在2005年推翻他信和广为人知的1992年宪法的政变。韩国在重返专制统治前，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举行了选举。菲律宾始自1935年以来的不太成功的民主尝试以1972年马科斯宣布戒严而告终。再往南，当孟加拉民选政府无法兑现其快速发展的承诺时，齐亚将军在1975年重新夺回了权力。由于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和承诺经济快速增长，齐亚本人在1978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他在1982年被艾尔沙德将军所取代。

如今，那些企图在低财富水平和体制不健全情形下实施选举的国家继续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秩序问题紧迫和对政治制度的极度不满中踯躅前行，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柬埔寨、孟加拉国和现在的东帝汶。

亚洲国家的经验与其他许多国家的经验是一致的。正如平克尼所指出的：“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其历史上的某些时期都至少在名义上建立了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但大多数没有(或不可能)以这些政治制度为基础建立持久的民主形式。”

实证研究表明，民主体制在财富水平相对低的情形下是不稳定的。当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时，民主体制的预期寿命仅为八年。贫穷的民主政权特别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经济衰退的时间越长，该政权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困难同样不利于独裁政权，但影响相对较小。民主体制对总体收入的不均等也显得更为敏感。当富者愈富时民主和专制政权都会受到威胁，而一般而言，当穷者更穷时只有民主政权受到威胁。

财富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各国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必然成为民主政体。在亚洲和其他地方有过并仍然存在富有的专制或半民主国家。显然，许多国家在财富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已经实现民主。虽然人均收入是最重要的预见民主国家持久性的因素，少数几个国家仍旧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民主体制，包括印度、哥斯达黎加、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除印度外，这些都是小国，人口不到500万，其中几个国家的人口低于100万。除了一些例外，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这些国家往往相对富裕，财富分配公平合理，并在人力资本和有效的制度方面有投入。

当然，并非所有的专制制度都能成功实现经济增长，实行法治，或在人权和其他与人类福祉有关的指标上取得进展。无论是因或是果，大多数极度贫穷的国家为独裁体制。由于贫穷的独裁政权和贫穷的民主政权在确保经济增长方面都并不擅长，或许没有在民主与发展之间折中的必要。如果在一个差的民主政府和一个差的独裁政府之间选择的话，大多数人都会毫无疑问地选择一个差的民主政府。独裁主义无疑更加危险。你更有可能得到奇迹或是灾难。在1950年至1990年间至少10年保持年平均增长率达7%的政权中，除巴哈马(旅游观光业、洗钱和避税收入提供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尽管其人口不多)外，均为独裁体制。另一方面，在十年间增长率最低的国家中有80%也是独裁体制。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无需被提醒——独裁政权可能会误入歧途。老挝、缅甸和北朝鲜已不幸成为典型。成功的改革至少需要一个愿意对制度和人员进行投资的政府、健全的经济政策和一些运气。但我们并不需要以我们对中国的评估作为普遍实证研究的基础，或是作为在一个可能产生奇迹般增长的专制政权和一个有可能一败涂地的专制政权之间作出盲目选择的依据。中国有25年的增长纪录，而日本及其他亚洲虎的纪录甚至更长。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幸运的是中国是在沿着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道路前进——而非老挝、缅甸和北朝鲜的道路，或者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印度的道路。

二、亚洲的民主：启发亦或是警示?

1.“混乱的”选举

对民主持肯定态度的观点对选举深信不疑，将选举作为问责政府官员、解决社会矛盾和通过赋予最贫困人群权利以致力于社会正义的一种手段。任何依据亚洲国家的经验，认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很可能将选举视作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答案的人，都应三思。在为媒体提供花边新闻的同时，选举很难激发信心，或是与民主能够问责政府官员之类的夸大其词相匹配，或是允许民众追求个人的幸福。近期在亚洲举行的总统选举就特别令人沮丧。

在2004年台湾地区大选中，陈水扁为了保住权力似乎愿意冒着与中国大陆对抗的危险，通过呼吁进行全民公投和修宪，不断挑战北京和华盛顿，尽管有来自北京和华盛顿的严厉警告，避免了进一步的挑衅行为。甚至台湾政治资深观察员——他们对政客间挥拳相向和立法委员会委员扔椅子的做法习以为常——也对政治的肮脏程度感到震惊;国民党将陈水扁比喻为希特勒，而后是大选前一天总统和副总统遭到射速缓慢的子弹袭击的离奇射击事件。借助从射击事件中获得的同情票，陈水扁在总数为1330万张的选票中，以不足30万张的优势宣布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