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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鹏:“蛮拼的”李世默到底想说什么?

2015-01-05 11:30:00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如果问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毫无疑问是“国家能力”。

【编者按】李世默周一到周五做生意,周末研究中国共产党,也是蛮拼的。而他关于两个历史元叙事的批评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治理与改革模式的新观察,为沉湎于左右道路之争的思想界带来新的空气,也引来了思考和争议。新话语和新路一样,需要磨砺与思辨。作为一种创新叙述,理应接受批评。在李世默于清华发表演讲《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之后,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发出了他的批评之声《去政治化时代的政治叙事——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范勇鹏来文,认为二者涉及不同层面的问题,未必互相矛盾,反倒互为补充。特此刊发,欢迎讨论。

李世默在清华大学的公开课“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不出所料地又成为池塘中的石子,激起争论无数。之前李在TED的关于“两种元叙事”的演讲已经引发了围绕中国国家能力和中共治理效率的辩论,笔者当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不少美国学生谈起中国问题,都会提起“Eric Li”作论据或靶子。

李的清华演讲激起的涟漪之一,是清华求是学会的评论文章“去政治化时代的政治叙事——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文章认为当代政党政治存在着“去政治化”的问题,当“党-国”体制变为“国-党”体制,政党失去了代表社会不同利益的功能,政治问题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或“治理能力”问题。文章认为李的演讲,将合法性问题转化成治理能力问题,同样陷入了“去政治化”的陷阱,忽视了中国存在的严重不平等问题。

李世默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

文章将李世默的身份和地位作为他“遮蔽和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辩护”的论据,这种论证方法是不大好的。对于历史上的死人,阶级分析加之于身当然无可厚非,但对于还活着的人,还是要尊重辩论的规则,对文不对人,讲逻辑不讲出身。不过,作为一个资本家,李的立场和视野肯定受其身份的影响。但是,同为资本家,有人批国进民退,有人讲国家能力,似乎这个身份也不能作为一个科学变量。

平心而论,沿着汪晖教授的思路,这篇文章说的道理确实是不错的,的确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文章与李的演讲涉及政治不同层面的问题,未必相互矛盾,反倒互为补充。我倾向于将它们看作是基于对中国问题诚实思考所提出的两个“真”命题,两者如车之两翼,一旦偏废,大车将倾。

国家能力还是国家主义?

前些年,当国家能力还不是一个热门词汇的时候(王绍光教授很早就提出国家能力问题),笔者已经听不少自由派的朋友猛批“国家主义”了。

在西方政治思想主流——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看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的基本就是好的,国家的基本就是坏的。公民社会强调社会力量的自发动员,治理理论强调“非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自由意味着人的权利对国家的约束,法治意味着超越国家政治权力的终极合法性之源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受其影响,国内自由派朋友也多相信政府是小的好,企业是私的好。我在国外也听过几场国内经济学家的演讲,在他们看来,所有经济、社会问题,最后总能归结到政府干预太多。我将这种心态归结为一种“国家主义”恐惧症。

那么,人类为何还要国家呢?

如果问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毫无疑问是“国家能力”。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饱含激情地声称所有人生而平等,拥有不可剥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可是,“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毕竟只是歌词中的一厢情愿。拿着这些权利并不能换回一个安全繁荣的生活环境,反过来,没有政治秩序,这些权利也最终无所附丽。

由于大陆会议制定的《邦联条例》太过于松散和低效,华盛顿将军的大陆军陷入无兵无饷无装备的窘境,独立战争难以为继。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精英们忍无可忍,在费城召开会议,制订了美国宪法。

美国宪法明确宣示了其宗旨为“组成更完美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和平,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前五项宗旨都涉及国家能力,只有最后一项涉及自由。美国宪法既抛弃了杰斐逊式的理想主义,也用一套高效的制度设计代替了无能的《邦联条例》,高度强调国家能力。从此美国走上了崛起之路。

如果问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毫无疑问是“国家能力”。

200年后,再问美国的政治领袖:“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却变成了“自由”,或者是自由的各种现代别名:民主、宪政或法治。

也许他们并非真的这么想,只是内外有别,“宣传有纪律”。在国内,自由主义是自由和秩序之间的一种平衡。且看占领华尔街和福格森抗议,国家毫不犹豫地动用专政机器维护秩序。只有在对外时,特别是在推广民主和颜色革命时,他们才跳过了宪法宗旨的前五项,直达终点:自由。

于是,美国在海外的战略主要是支持社会力量、削弱政府能力、推行私有化、鼓励多元化。这在所谓“第四波”民主化国家中,导致了政治秩序的衰败,也即国家能力的失败。面对这种失序局面乃至诱发的人道灾难,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治理乏术。政治秩序的诞生极其艰难,摧毁却十分容易。翻遍西方政治哲学史,政治秩序永远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前提。

200年的自由主义进化史,不仅影响了美国对外战略,也反过来影响了美国自身。对自由的过多强调,使部分美国精英也像吸食了致幻剂般失去了真正的政治洞见和智慧。正如李世默所说,在过度的程序主义和法律主义下,美国国家也逐渐发生衰败,国家能力衰落,产生重重困境。欧洲也一样,程序民主的合法性过度扩张,不仅导致国家能力停滞,而且使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建立超国家精英政体的一体化努力屡屡受挫。欧盟的2005年类似于美国的1787年。只是1787年的美国,政治精英顽强地追求国家能力,成功跨越立宪时刻。2005年欧盟的立宪计划却在形式民主的噩梦中折翼。由此欧洲陷入衰落与失能的泥潭,9年后仍未逃出生天。

同一个东西,正面看是国家能力,负面看是国家主义。然而现实的发展,似乎否定了自由主义者的担心。

按照清华求是学会的文章,欧美国家的确发生了“国-党”体制阻碍社会利益表达的趋势。但是这并未与国家治理能力形成正相关。这显示,汪晖理论确实提出了真问题,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李世默的关切,即国家能力。也许,汪晖理论是对的,李世默的演讲也没有“错”。

能力与正义都是合法性基础

鉴于自由民主体制面临的失能症,西方学者近年来也重新发现国家能力问题,比如福山。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与李世默的观点形成呼应。但是西方学者讨论国家能力,主要是为了寻找克服形式民主病症的药方,却无意追求实质民主的实现。因而,中国知识界对同一问题的关注,应特别留意避免西方思想的陷阱。

在这方面,汪晖教授这样的声音令人尊敬。西方一些学者也在试图从同样角度解开西方问题的症结,比如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可以说,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李世默与福山站在类似的角度(仅仅是角度),而汪晖与皮凯蒂站在类似的角度。从单一角度分析显然都不完整,我们需要结构性的理解。

问题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大不相同。西方国家成功的首要因素是成功的国家能力建设。而此后西方国家逐渐走向平等、经济民主和福利国家的道路却并不仅仅是由于汪晖所说的“党-国”体制。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发展,没有殖民扩张和全球价值链的收益,政党代表不同阶级利益所进行的竞争就会是一场“零和”游戏。其结果,要么是工人阶级被镇压,要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崩溃。正是由于创新和国际不平等的经济秩序,西方国家,包括被很多人理想化的北欧模式或莱茵模式国家,得以在国内形成分利方案,达成“正和”格局。共同体内之善治,是以国际体系的不义为前提的。

责任编辑:旺旺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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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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