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国：中国转型为什么困难重重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

导语：12月14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2015）年会”在北京举办。论坛成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老师与石中英、周国平、刘铁芳三位老师就“人文素质与社会转型”的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对话。本文根据袁振国老师现场发言整理而成。

一.

人文素养和社会转型是现实性很强的问题，或者说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如果要抽象的讨论人文素养和社会转型这个问题的关系，我想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可能是说不清楚的，任何一个时期的素养都有一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和要求。

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上，强调的是语法、逻辑、修辞。那时的语法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语法，是讲人的文字能力、语言能力，逻辑也不是心理逻辑，而是一个人的思辨能力，而修辞是比语，是讲了一种辩论的本事。

中国在唐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最基本、最重要的、最关键的素质是科举，科举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建立了考试和用人制度的一体化。考得好得话举人和状元可以做大官，科举制度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现在我们依然是这种形式的延伸，考得好能不能做大官是一回事，首先是得到很好的选拔。

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我们的选拔制度是以高考为基础的，是通过优秀的考分来确定发展的机会，因此大家对学习的内容和考试的关系是特别的关心的。我们在学校里面交流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只与高考有关系，但是因为不高考，慢慢的这些东西就不受到重视了，最受到重视的是跟高考分数挂钩的部分。

二.

我们每年选拔那么多的优秀的高考学生，特别是我们每个省的文科和理科状元，这个状元是选拔出来的、被认为最优秀的。自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现在大概加起来有3600多个状元。如果说这种选择思路和选拔的办法符合社会的要求、和社会的实践是相一致的话，我们就可以不要去改革我们的教育。

但是，一个非常相反的事实告诉我们，通过选拔出来的，在分数体现上最优秀的这些人，在社会实践当中不是任何一个领域的领军者，最优秀的人才不是当年被选拔出来的状元。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认定的最好的，在选拔当中表现出来最优异者，在社会的选择当中不被认可，或者说不成功。

以前科举制度是科举制度和选拔制度一体化的，考得好就成功，现在社会发生变化了，考得好不一定成功。从官场的选拔到社会选拔，这样的一种变化使得我们教育当中严重的弊端暴露出来，我们讨论人文素养、综合素养是在巨大的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来讨论这个问题。

正因为这个社会的选拔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看一个人发展的要求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在上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学会生存”。并不是说学习怎么活着的问题，而是在一生中怎样更好发展的问题。所谓的人文素养的问题，我认为就是人在生命中怎样更好发展的问题。

三.

道德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腐败不是德育的问题，也不是教育的问题。道德教育怎么搞都不能解决腐败的问题。腐败问题首先是社会制度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反腐败状况和国民的道德状况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人的贪欲之心是本能，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人没有愿望就没有人欲了，人的欲望不是坏东西。欲望可以促进人的发展和追求，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但是需要有规范和制约，主要是靠法治，首先有法可依，其次有法必行，这是反腐败的主要内容。

四.

人的发展是不是人文素养发展的主要目的？我认为回答是肯定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发展人，如果教育的目的偏离了这个方向，这个教育本身有有了问题了。我们发展社会的目的也是要发展人的自身。现在长期的社会生活，我们的教育因此有两个任务，或者说两个成功的标志。第一个是我们成功地传授了知识和技能，第二是促进了人的社会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如果没有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话，你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要求。当然你个人的发展也是没有依据的。但是光有知识和技能，在现代社会当中，尤其是社会不断的变化的状态下，人类的发展也是会受到很大的挫伤，大打折扣的。

为什么那么多状元不成功?是把人简单的等同为人的知识获得和技能的发展，这个东西在社会过程当中不占最主要的位置。最主要能力是一个在社会生活当中的社会化水平。而这个社会化是人的个性和社会要求的不断磨合不断的碰撞，最后达成一致的过程。我们把人的个性强调的好像可以独立社会之外，这是不现实的。

现在教育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对人的社会性的要素。我认为随着社会发展教育改革很重要的任务是要通过评价的手段、评价的内容和评价方法的改进，能够把促进人类社会化的内容放到我们的考试的评价当中，我想才能有效地推动人类社会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