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中国如何才能重夺国际话语权

总部在柏林的“透明国际”公布了2014年全球清廉指数，中国的得分比去年低了4分，排名也从80名大降到100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得分和排名均与中国的现实相背；“透明国际”则以中国的反腐行动不透明、在预防腐败方面没有进展、大企业信息披露表现糟糕等进行抗辩。应该说，“透明国际”列举的问题都是事实，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而是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在过去一两年中国的反腐败运动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中国的评分却大幅下降，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被“透明国际”摆了一道，这是中国缺乏国际话语权的一个最新例证。近年来，中国的硬实力在快速提升，但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仅没有水涨船高，反而有每况愈下之势。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跟今天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在话语权方面却常有神来之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其影响至今犹在；毛泽东的个人形象及其思想体系，对当时世界左翼运动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3年的12%，但在话语权方面却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在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里打转。对于中国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中国如何才能和平崛起等问题，至今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解释和论说。官方大力宣扬的话语，无论是“和平崛起”、“和谐世界”还是“新型大国关系”，都很难说有多大的解释力和号召力，连“北京共识”的概念，都是由美国高盛公司的分析师雷默提出来的。

不仅如此，中国在关于自身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处于“被告”的地位，常常要被动回应西方国家对中国内部民主、人权状况的质疑，以及一波波的“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指责。

面对这种不利的局面，一种经常的解释是中国的国力还不强，等哪天中国赶上美国了，自然就有话语权了。这种说法无视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力上升话语权却下降，以及日本、俄罗斯实力强大却一直没有话语权的事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另外，中国官方也经常把话语权问题归咎于西方不怀好意，妖魔化中国。应该说，由于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一些西方记者和学者，对中国这样的异质文明有着本能的偏见和优越感，自认高人一等；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和偏爱负面新闻的媒体特性，因此在报道和评论中国时往往会有专挑毛病、小事化大的倾向。

但从根本上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弊端和不公不义之处，为西方的偏见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西方媒体所偏爱的高层政治斗争、官员腐败、冤假错案、暴力拆迁等，在中国社会中并不鲜见，中国人对此也很不满意。中国政府希望西方媒体像中国官方媒体一样粉饰太平、对弊端视而不见，这是不现实的。可行的做法是态度诚恳，正视自己的不足，给出合理的解释，并讲明自己的难处。但在现实中，中国官方发言人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对来自西方的指责和揭露性报道，总是态度傲慢地一概驳斥，甚至说出了“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这类让人匪夷所思的话；遇到领土主权问题，则千篇一律地以“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这几句话来回应，由于没有具体翔实的理据，不但空洞无力，而且给人以强词夺理之感。

显然，中国在话语权方面的无力，根本原因是话语的内容和质量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开多少所孔子学院、多少个语种的电视频道、播放多少个国家形象宣传片都无济于事。中国要提升话语权，应该着力的是国内而不是国外。以下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只能安于长期充当被告、被西方口诛笔伐的命运了。

首先是国际关注度的问题。美国的话语权之所以强势，是因为它每每能对一些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提供看法和解决方案。中国知识界对外面的世界还很不了解，无法起到设置议程、提供解决方案的作用。由于中国国内问题成堆，普通老百姓固然无暇关心外国的事情，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能持续关注中国大陆之外事情的人也不多。关心的人，也基本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知识来了解，而更多是为了支持自己在国内问题上的某个观点。

比如前一段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消失了40多天，很多评论员和知名“博主”绘影绘形地推测，朝鲜发生政变或金正恩被推翻等情节，宛如亲眼所见。这些人大多是民主的超级粉丝，不能容忍朝鲜体制长期存在于世界上，于是将朝鲜体制应否延续和能否延续的问题搞混了，最后闹了大笑话。香港问题也是如此。反对的人很多是从经济关系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的，不能容忍香港反对派“犯上作乱”。支持的人则要么因为讨厌中共，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要么从理念出发，认为只要是为了追求民主怎么做都行。可以肯定，这些人中的99%，之前根本就没有关注过香港问题，很多人至今也说不清这场争端的来龙去脉和关键所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言之凿凿。

这样一种从心中的理念而不是事实出发去判断国际问题、用国际问题为国内问题服务的心态，是中国知识界的普遍现象。今天，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是如此之深，但对世界的了解却如此之少，举凡国际问题，往往被阴谋论、极端民族主义和泛滥的民主情结所绑架。这样的认识水平，往往连事实都搞不清楚，更遑论主导议题和提供解决方案了。

学术没有独立

其次，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低下，无法为国际话语权建设提供理论支持，这种现象与畸形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制有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际话语权上气势如虹，“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软实力论”等，让非西方国家完全无还手之力。这些话语和概念，无不来自于美国政治学界。反观中国，学术界高度行政化，学术评价标准由行政官员确定，学者的生活围绕着课题、项目、一年发多少文章等进行，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独立的思考。

另外，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紧箍咒，近年来，这一紧箍咒还有越戴越紧之势。社科院院长关于“敌对势力”和“阶级斗争”的表态，《辽宁日报》记者对全国高校的暗访，和对教师“不要抹黑中国”的劝告，都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在这样的氛围下谈理论创新，根本是缘木求鱼。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最近出版了《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认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正确顺序，依次是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和民主，并认为中国的顺序是正确的。这本书在世界范围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但没有人认为福山是有意在为中国说好话。如果这一结论是由北大某教授提出的，可想而知不但不会引起重视，反而会被认为是不要脸的“五毛”。福山之所以能摆脱嫌疑，是因为美国学术界一贯是独立的；他在书中也毫不客气地认为，美国目前正处于“政治衰败”过程中。

第三，在高压管制之下，中国媒体无法用创新的方式来传播中国的声音。在中国，官方一直将媒体看作是宣传的工具，让你报道什么你就报道什么，禁忌非常地多；对少数一些市场化媒体，则千方百计进行打压和限制。这样一来，媒体束手束脚惯了，在国内倒也没什么，一旦到一个全球媒体竞争的场合，其落后性就显露无遗。这一点在今年发生的MH370航班失联事件的报道中，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样的媒体，又如何能起到展示中国、设置国际事务议程、进而影响引导国际舆论的作用？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