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文化的自觉和复兴（2）

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中国近代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样一条独特的道路对中国当代文化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当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之路时，西方已经开始有了“后现代”的问题，即后现代的思潮对现代化的批判与反思。马克思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本点展开的社会理论。对中国来说，双重性问题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方面，要走现代化之路就要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和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克服农业社会的思想和观念;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面对西方后现代思潮，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思想保持警惕。对于在被西方侵略与凌辱的过程中开始现代化之路的中国来说，接受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其历史根由的。中国主要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或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现代化的，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和历史。

上述这种双重性问题，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认识西方的现代道路时产生了困惑，从而在对中国文化现代命运的理解时比过去多了一个视角，但也带来彷徨乃至混乱。梁漱溟和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一些认识就是摇摆于二者之间。这种双重性的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近现代优秀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和中国文化命运的理解。如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所说：“中国知识界还没有来得及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进步性取得较深入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已纷至沓来。……由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作为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缺少认识，也就很难对现代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具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中国现代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弱点。对于现代世界新文明，不论是西方人创造的还是东方人创造的，要想拿来并不那么轻松，必先认真学习，只有深入理解，才能吸收，只有融会贯通才能超越，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大概已成定论。”(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的论争文选》，黄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9页)

这种双重的矛盾和双重的使命，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照搬西方的道路，从而开始有了文化觉醒。虽然这样的觉醒常常伴随着彷徨，在两种使命、两种任务面前常常使中国人对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看得不太清楚，并因此常常出现摇摆和争论。但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中，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开始自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日渐明朗。因此，在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绝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它还是上面提到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双重矛盾的一个当代解决的方案，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根基。

一般认为，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必然造成传统和现代化的冲突，传统文化愈深厚的国家这种冲突就愈加持久。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却证明：“中国的现实思想生活却正是沿着折衷的道路在走着，具体表现在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这说明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化或半殖民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自从中国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失落了自己天朝传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艰苦的历程，最后才达到朦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认识。……但什么是‘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国情’?到底也没有很好解决。要么是鼓吹中国事事不如人，而唯洋是崇;要么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而盲目排外。前者导致思想浮游无根，产生精神失重现象。后者导致闭关自满，甚至盲目至大。”(同上书，第39、42页)

百年探索，百年争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现代化道路，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变革面前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前所未有的彷徨，前所未有的分裂和矛盾。但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探索，对自身的不断反思和批判，已经开拓出了新的道路，使中国文化呈现出了新的气象、新的局面。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