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救世良方还是经济毒药（2）

印度尼西亚在亚洲国家中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间最长，所受伤害也最深重，经济表现远不及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印尼1985-200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2%，在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处于最下游水平。[6]1997年金融危机时印尼曾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进行干预，而在这一年它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高达12.8%。[7]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在美国的游说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短短几年后就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了几千亿美元的重大损失，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倒退了十多年。1998年，泰国、印尼和韩国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印尼-13.1%，泰国-10.5%/10.8%，韩国-6.7%。[8]

事实上，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其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之后也遭遇了严重打击。20世纪90年代初投机泡沫的破灭，使得日本到90年代中期资产价值损失达1000万亿日元，为GDP的2.4倍，和1929年后美国大危机造成的资本损失是其GDP的1.9倍相比，损失更为巨大。[9]

作为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的始作俑者，英美两国的经济也在世纪之交走向衰退。互联网泡沫破裂不久，美国走出了经济低谷，一度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最佳范例。然而，美国经济增长凭借的是对外推行美元霸权和经济全球化，为了控制资源和市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对内则依靠推行金融衍生新工具，这是以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和财政恶化为条件的，特别是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巨大风险和灾难，使得这种范例不可重复、不可分享。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深化，标志着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遭到致命性重创。

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主权削弱

在拉美国家和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国家因此遭受巨大社会和经济损失。俄罗斯500家最大的企业在私有化时，有324家的平均出售价格还不到400万美元，1993-1996年为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这期间国家私有化的收入，只占GDP的0.02%-0.04%，占预算收入的0.13%-0.16%。[10]俄罗斯在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约合1.7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损失为一万亿美元，社会损失为0.7万亿美元。这相当于1996年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的2.5倍。[11]

更为重要的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再加上迅速的自由化、市场化，使这些国家的产业迅速向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集中，为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外资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开方便之门，结果并没有形成原来预想的企业家阶层和私有经济的效率，而是令本国的经济安全大为削弱，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大降低。

1992年，阿根廷由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到1997年上升到52%，2001年进一步上升到67%，在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被外国资本控股的银行达到8家。伴随着金融私有化和自由化，阿根廷货币的美元化趋势日益加深，外债迅速增长，金融主权受到削弱，金融动荡不断，以致2001年爆发了金融危机。由于货币贬值、银行瘫痪和存款冻结，阿根廷发生了波及全国的社会动乱，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仅在一个月内就更换了5位总统。在外资的控制以及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损害，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20世纪80年代的制造业产值分别占GDP的31%(1989年)、35%(1982年)和26%，2001年时这个比率已经下降到了17%、21%和19%。[12]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埃及曾被标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典范，政府在几年之内将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拍卖给了国外跨国公司或本国少数私人资本，2004年之后又开始出售国有银行，其中埃及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亚历山大银行出售给了外国资本。与此同时，埃及放松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并先后取消了红利税、资本收益税、债券投资利息税，助长了房地产和证券投机。而曾经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民族工业日益衰退，埃及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依附经济”，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埃及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干脆以“自由主义病毒”来称呼新自由主义。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主导权。在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7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外国资本占银行业的65%以上，在爱沙尼亚居然达到了80%;外资对这些国家的工业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个国家超过了50%，其中克罗地亚甚至达到了85%。外资的涌入并没有为东欧带来经济繁荣，在这方面，匈牙利的例子十分典型。由于国内的新兴阶级没有能力购买大中型国有企业，导致最终收购者多是外国资本。在1998年私有化运动结束的时候，原来属于国有的生产资料80%以上成为私人财产或外国资本的囊中之物，国家保留的国有资产减到社会总资产20%以下。在此期间，经济不进反退，尤其在1990-1993年间，经济连年衰退，国内生产总值总共下降了近20%。即便到了2006年，也只有1989年水平的126%。[13]

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急剧尖锐

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后，许多国家的政府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经济和市场化为由，限制工会权利，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有意识地提高失业率，迫使工人阶级接受低工资。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图1反映的是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欧洲核心15国和美国的平均失业率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些总体的失业率水平是快速上升的，从4%左右上升到了9%左右，之后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在高位。尽管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2008年危机之后这个数据又开始上升。

图1欧美平均失业率水平（%）：1960-2009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MMECO)

由于失业率较高而且工人斗争性减弱，加之新自由主义推行的资本自由流动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的雇佣范围内，大大加强了资方在工人和政府面前的谈判地位，因而，在资本利润率有所提高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下降趋势。以拉美国家为例，1980-1991年，玻利维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73%;1980-1992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68%、65%和53%;1980-1994年，阿根廷、乌拉圭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14%和21%。[14]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各国内部出现了越来越深的贫富鸿沟。在英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成了保守党政府下台的重要原因;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在短期内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极少数人暴富(多为非生产性手段)，绝大多数人赤贫的畸形社会，1997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达到0.5，贫困人口由1988年的2%上升到1995年的50%[15];阿根廷则出现了一个新的、被社会学家称为“新穷人”的群体。一些前苏东国家由转型之前处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阵营，跌入到最不平等的国家行列，最为突出的是亚美尼亚，在1996-1998期间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高达0.61。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多年来持续扩大，1979-2007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1%，而最富的10%家庭收入增长了116%，最富的1%家庭收入增长了241%。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近期一项研究显示，2009-2012年，美国最富的1%人群攫取了美国新增财富的95%。[16]

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新自由主义刚有所抬头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国家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2009年则达到330多倍;高收入国家的10亿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60%，中收入国家的15亿人口和低收入国家的35亿人口各拥有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