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救世良方还是经济毒药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时期，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有了一定回升，拉美国家一度恢复了短暂的低速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加强。然而，这些有限的成绩是以加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为代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施行不仅延缓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步速，而且造成了全面的经济困境。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新自由主义正式走到台前，由经济思潮逐步转化为一系列的政策主张，进而被作为主导性的治理范式推向全球。如今30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在各国付诸实践的效果究竟如何，它向历史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经济成绩单，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探究和思索。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基本政策主张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作为一种经济学说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及其不合时宜的政策主张，在相当时期里不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以及更为根本的劳资力量对比不利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推动了其兴起和向全球的传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在英美两国胜选后，开始实施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公共部门企业和服务的私有化，政府放松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去监管化”，削减税率、刺激供给，实行货币紧缩、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压低工资、打击工会等等。英美进而在西欧推行其治理模式，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仍盛行一时。后来西欧诸国藉由“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英国也在陷入衰退后疏远了这一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体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华盛顿共识”[1]出笼，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具体转化为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纲领，迅速向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广泛蔓延。
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政策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被智利采纳，在美国培养的一批经济学者“芝加哥弟子”影响下，皮诺切特实施了以开放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1985年美国趁拉美爆发债务危机强制拉美国家接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这些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及其主导下的国际金融机构还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推销“华盛顿共识”，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以来，拉美国家汲取了教训，出现了政坛集体左倾化的趋势，开始疏远新自由主义。
在苏联、东欧地区，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盖达尔等一批政府领导人主张采用新自由主义学说来指导俄罗斯的经济转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向俄罗斯政府推荐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改个模式，其内容包括全面放开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财政、货币双紧缩政策等。后来东欧国家也大部分采用了类似的经济政策。随着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普京的上台，“休克疗法”宣告破产。
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由美国培养扶植的所谓“伯克利黑帮”执掌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大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1991年，美国国会议员和知名学者组成代表团到东亚国家游说，宣称该地区加快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将为该地区创造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利益。在其直接推行下，一些亚洲国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尤以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最为积极。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才有所警醒并开始调整经济政策。
在北非，199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为了免除债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项关于经济结构改革的协议，开始实行自由化、私有化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着重实施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
以“华盛顿共识”为典型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所谓“市场化”是基于对市场的盲目崇信，主张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所谓“自由化”是指反对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不仅在国内让市场自由配置各种资源，还要求实现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所谓“私有化”是基于对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见，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旨在清除其他地区对国际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设置的壁垒，使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能够占据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
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经济后果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时期，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有了一定回升，拉美国家一度恢复了短暂的低速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加强。然而，这些有限的成绩是以加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为代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施行不仅延缓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步速，而且造成了全面的经济困境。
经济增长显著减速甚至陷入衰退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提速反而明显减缓，一些国家甚至陷入严重经济倒退，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施行于欧美、拉美、苏东及俄罗斯、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时期(1981-1998年)，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与前一个时期(1951-1980年)相比，从4.5%下降到了2.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则下降了一半(从2.6%下降到1.3%)。[2]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恢复经济增长，而结果令人失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增长呈现一种明显的前高后低、逐步衰退的态势：1991-1994年经济增长率不足4%，1998年后，拉美由于接连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动荡，1999年和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和0.3%，2002年又下降了0.5个百分点。这远远低于国际金融机构1997年时的估计，基本上重新陷入80年代债务危机后的那种停滞和衰退状态。[3]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公布数字，拉美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1960年为8%，到21世纪初仅为4%。
在俄罗斯，实行转型的10年里经济大幅下滑。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前苏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基本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都没能取得预想成效，而是迎来了令人沮丧的“转型萧条”。到2003年，在26个苏东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其1990年的40%左右。直到2007年，仍然有5个国家经济总量没有恢复到其1990年的水平。[4]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转型萧条”要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大约是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