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构建世界新秩序需“求通存异”

最近，美国不少学者和政治元老开始反思西式普遍主义理念指导下对外干涉给他国造成的危害，以及以西式普遍主义为基础构建世界秩序的虚幻性。我认为这种反思有助于美国外交思想和实践逐步走向理性、节制和成熟，从而更好地处理好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如何实现各国及其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世界秩序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要破解这个难题，首先就需要重新认识普遍主义这个命题。

现在流行的来自西方的普遍主义认为，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和道德法则，这种普遍主义表现为西式自由民主政治理念、价值和制度，也就是人们说的“普世价值”。这种普遍主义将发源于很小地方的治理知识和经验，放大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从而导致在外交上具有很强的冲动总是要去改造别人，在文明观上体现为看着别人的文明和制度总是不舒服，从而易发、诱发文明之间的冲突。

从国际政治实践看，这种普遍主义已经破产，首先其不切实际，其次推广过程中给别国造成很大灾难，最后破坏了国与国、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更重要的是，人们一旦被它迷住，反而会禁锢自己的思想，丧失独立思考能力。这种普遍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国家，一方面对外干涉，侵害他国独立、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很少反躬自省，反而问出“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这样的幼稚问题。

实际上，世界还有另外一种长期被压抑却亟待挖掘的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首先承认万物有别，但同时又有普遍联系性。它们之间所以出现许多“不通”甚至冲突的现象，是因为缺少沟通、商量，或者不沟通、不商量。用中国政治话语说，就是国际上不少事情缺乏“协商民主”，不能商量着办。仔细观察会发现，世界上许多现象背后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人们认识不了原理之“义”，是因为被同义异名给迷惑了，或者被同名异义给误导了。真正的普遍主义是在同名异义或者同义异名中揭示万物的普遍联系性，而不是以一种“名义”去改造别人、改造别国，如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之间才会逐步产生一种新型关系和秩序。

第一种普遍主义着重“同化”，这已被反复证明为失败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建构途径。第二种普遍主义却强调“通化”，即“求通存异”，从对话、商量、相互尊重中寻求共通共鸣的地方，从而相互融合，形成国家间交往和文明间交往模式的突破，以及世界秩序建构的另外一种哲学基础可能。

中国外交哲学和实践其实一直在第二种普遍主义中寻求与世界关系的和谐共生。笔者认为，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的一个关键字也是“通”，也即在“五通”(政治沟通、道路联通、贸易联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理念上确立中国与世界关系更大的秩序格局。

按照第一种普遍主义理解中国外交，逻辑结论一定是中国强大了会输出自己的模式和对外干涉。按照第二种普遍主义理解中国外交，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中国反复强调互不干涉内政、文明互鉴、国际上的事情大家共同商量着办等理念。人类文明要向更高阶段迈进，需要抛弃已被证明过时的西式普遍主义，转而以第二种普遍主义为指导，形成和谐共生的新世界秩序。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