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方向
十八大以后，有两个耳熟能详的词反复被提到，一个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另外一个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合到一块就称为“一带一路”，都跟丝绸之路有关。我们就从“一带一路”的解构当中去看未来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包括我们对外发展战略，以及我们周边的形势变化。
一、 十八大以前对外合作的思路
十八大以前，我们基本的对外合作的思路是选择一些合作伙伴，在产业上形成相互的产业链关系，主要依托开发市场、相互投资合作这种方式来保证就业，保证外贸的收入，实现我们的经济增长。
简单回顾一下：
70年代末我们改革开放。整个80年代我们主要的合作伙伴是欧美国家。其实这里面我们也不能回避，80年代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是日本。应该说日本对中国经济的起飞确实做了不少贡献，当然日本从中国也赚了不少钱，所以这个东西是相互予索予求的事情。
90年代我们的对外合作是有一段波折的，西方国家和我们的接触比较淡。而在90年代抓住商机的两个西方国家，其中一个是日本，另外一个就是德国。所以今天我们看，从80年代到90年代，没有中断和中国连续性的经贸合作的主要就是德国和日本，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德国在今天的中国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形成路径以后不是那么容易改的。
90年代以后，我们又多了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那就是东盟。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确定我们继续改革开放之后，应该说我们就把和东盟的合作作为一个重点方向。
这里面有不得已的原因，90年代初的时候西方国家基本上对我们爱理不理，但问题在于，那时候我们的确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没有办法。改革开放就是这样，改革可以关起门来爱怎么改怎么改，效果好坏都无所谓，这件事是可以自己干的。但开放这个事不行，你不能说我开放，但是人家谁都不跟你开放，那这个开放无从谈起。所以既然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你就必须有一个重点的对外合作伙伴。
80年代是跟欧美世界，9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上是跟东盟。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提起来海洋问题，很多人都很憋气？特别是对我们90年代的海洋政策觉得非常不舒服？是因为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的确在南海问题上我们只能保持低调，你不能说你这边跟人家搞经济合作，那边你就上去把人家给打一顿，这也不现实，所以当时的情况有它不得已之处。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特别是90年代这个黄金时期，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我们经济上要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要在外交上受到美国的挤压。我们都想想，90年代的时候，中美关系是相当不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在夹缝中求生，但是这个事情到1997年就发生了变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除了我们以外，大部分的亚洲国家没有扛住。像韩国、东盟的这几个国家，都吃了非常大的亏。1997年我还在上大学，那时候我在我们学校的合作处，就是在留学生室打工，特别明显。1997年以前，韩国留学生在我们学校那是非常自由的，因为经济水平高，爱上课就上，不爱上课就不上。1997年金融危机，一下韩元贬值超过一半，当时韩元和人民币之间不能兑换，必须用韩元换美元，美元再换人民币。这一换美元，学费一下子爆涨一倍。这个很正常，我们没有涨学费，我们还是3000多美元一学年。但是问题在这儿，3000多美元对于韩元可不是那个数了，变化非常大。
所以很多韩国学生就退学了，应该说那个时候压力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因为韩国有制造业，最终还是扛住了。东南亚有些国家就没有扛住，所以一下经济就走向下坡路了，其中就包括菲律宾，1997年，中国之所以一跃超过它，主要还真不是一个自然超越过程，是一个弯道超车过程。之所以会超车，因为我们人民币没有贬值，而他们的货币扛不住了。所以1997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既是帮了东盟，也是害了东盟。
帮了东盟的意思是，由于我们的坚挺，亚洲经济就站住了，没有垮。我们知道那一年日本干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大放水。它率先日元贬值，坑了一把东盟国家，我们一直扛住了。当然我们扛住主要不是因为东盟，而是因为香港，必须得扛住，所以那是当年的考虑。
为什么说又害了东盟？从此以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变了，中国占了优势，东盟变成了一个相对来说弱势的状况。结果就是，此后中国对东盟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以吸引东盟的资本作为主要的合作诉求。
从1998年以后，我们对东盟开始由这种吸引外资，变成了鼓励出口、增加进口、相互投资、促进贸易，我们更多是希望把东盟变成我们紧密的贸易伙伴。
从2002年我们开始提要和东盟建立自贸区，整个21世纪的前10年，就是2010年以前，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是通过双边谈判尽早建立自贸区，那是我们当时非常热络的一个想法。越是鼓励自由贸易，越对我们有好处。改革开放以来，真正能从中国市场上赚走钱的国家，主要贸易伙伴里面就韩国，韩国对于中国始终是贸易顺差的，它是从中国市场赚钱的。这也导致一个结果，韩国是中国所有周边国家当中对中国底气最不足的一个，因为你赚着我的钱。
以前我们有个误解，一说贸易关系那么密切，怎么双边政治关系还不好？那些国家还老给中国脸色看？这很正常，你赚着人家的钱，人家凭什么给你好脸色看。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赚你的钱，我肯定讨好你，这没有问题。那你赚我的钱，我又凭什么讨好你？这是一个基本逻辑的问题。中国老说你看我们俩年度贸易额100亿美元，我们俩应该是好哥们，外国人就说了，你赚80亿，我赚20亿，你差了我60亿，我跟你好哥们？所以问题在这儿，我们那个时候的贸易思路，自贸区比什么都好，好来好去，发现没那么好。
什么意思？自贸区的法律框架下，只有不到5%的商业行为是按照自贸区进行了税收、投资各方面的减免，就是便利减免。而绝大多数的商业活动，跨国的商业活动，有和没有自贸区几乎一样。虽然中国和东盟建成了自贸区，但是它应用的灵活性比较差，比如说自贸区最明显的一个货物的自由贸易要降低关税，结果降低关税，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填这个表的成本比可能比降那个税还高，所以大家都觉得不划算。算了，我交税吧。
因为什么？自贸区有一个问题，中国和东盟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是高度的出口加工型企业集中的地方，大家的企业贸易都不是终端产品，都是我做一个组件卖给你，你再做一个组件卖给他，都是转着圈来。其实终端用户往往是在欧美。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都是组件加工的，你要这些国家搞自贸区，它一个基本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原产地声明，证明这个东西真是你做的，不是你转口进来的，你转口进来的我不能给你免税，这不是你的。
这个原产地声明，无论是中国还是合作伙伴国，很难开，开不出来。所以最后算了，这点税我交了完了，我也不搞那个东西。
结果这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了，但是这政治关系下来了。我们和很多国家开始出现贸易纠纷、贸易摩擦。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另外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变化，过去我们基本上是以终端产品出口，我们进行初级产品和中级产品加工，就是赚那点辛苦钱，基本上中国的经济靠这个。但是靠来靠去，倒不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中国的工人还是很吃苦耐劳的。但是出现的问题在哪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发现我们辛辛苦苦给人打工生产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卖不出去了。为什么？
在2008年美国两房危机以前，这个世界的经济模式是全世界为欧美打工。有些国家负责生产原材料、有些国家负责提供能源、有些国家负责提供人力，把它们装在一起卖给欧美人去消耗，这是经济的基本的流转模式，终端市场是在欧美世界的。谁是终端市场，谁就有权利说话。因为什么？买不买在我。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终端市场不灵了，因为美国人开始勒紧皮带节约过日子，它没钱了，我们就卖不出去了。
过去没有人买，你可以降价、你可以盘剥你的工人、增大你的环境成本，就是你不交环境补偿费，然后你把水弄的脏脏的，天也弄的脏脏的，反正这个玩意你不收拾，换句话说，你管干活，不管收拾。
比如咱们这个屋子，得雇一个打扫的人员，我们做完了讲座，做完了交流之后，我们都走了，得有人扫。这个扫，你一个月得给他钱，这个就是环境成本。后来觉得这个贵，不行，我们现在忙着生产，我们没有时间打扫。算了，我们把打扫工人辞了吧。这个屋子就会变得很脏。当然你这个钱是省下来了，你的成本是降低了，但是你这个脏屋子不全是你的吗？我们国家在出口加工企业盛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模式。为什么我们的产品成本低、价格低？我们的能源是靠海外进口的，这个价格不是我们定的；原材料是海外进口的，也不是我们定的。为什么我们产品价格还能低？那就剩下两样了。一样是环境成本。换句话说，你可以随便去污染环境，政府不找你要钱，老百姓不找你要钱，水多脏，没有关系，我们能忍。第二，工资低。你还可以继续，没有问题。但是再便宜，他都买不起，那就没法卖了。
现在我们恰恰发现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内老百姓的腰包鼓了以后，我们成了终端市场了。现在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加工出来卖给别人，是人家加工出来卖给我们。
举个例子，这个世界上一半的奢侈品的终端消费是在中国。在奢侈品消费上我们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不是这个世界上奢侈品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中国。第二，智能手机，全世界每卖出两台，有一台是中国人买的。以前全世界每生产两台智能手机，有一台是中国人生产的，是我们卖给别人的。现在在中国生产，也在中国销售，因为都是我们在买。
这个增长模式就从外向型变成了内生性的。内生性的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终端市场，老实说那个工厂在哪儿它不重要，因为你的权利是由于你作为顾客而获得的，而不是由于你作为打工仔而获得的。再没面子的打工仔去小卖部买矿泉水的时候，都不用求人，因为是我给你钱。再有面子的一个白领基金经理，见客户他也会小心谨慎，因为是客户给他钱。不是打工仔和白领之间谁的社会地位高低的问题，而是谁希望做成生意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这儿，是人家要跟你做生意，那么你整个的产业结构、增长模式都变了，前提是你要能够保住这个高端的位置，你保不住这个位置，那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整个对外贸易的思路在变化。
二、现在的对外贸易思路
（一）中国对外贸易现状
中国现在成了一个主要靠海外投资来推进双边经济合作的国家。过去是招商引资，来来来，你有100万美元，我给你划块地，你给我在这儿建个工厂。现在是我有1000万美元，你要吗？我在你那儿建个工厂。这个变化就非常明显了，这让我们中国人很提气的。但是我们要想好，你建那个工厂也会出问题。中国人在缅甸建了好多工厂都出事了，为什么？你不能拿对待中国工人的方式来对待缅甸工人。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玩的例子，2002年的时候，我是政府的公务员，我在非洲某国访问，当地的一个中资企业，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中资企业，其实招募的当地员工很少，因为那个企业它基本上不怎么需要员工，就招募了那么二三百个人，企业的中方经理就非常头疼地跟我抱怨了一句：“你知道我这半年干什么？”“我这半年就干了一件事——跟当地员工讲，9点钟上班，你不能9点半才来。9点半来是不对的，你应该9点钟之前到办公室。”这些员工就是不接受，说9点和9点半有什么区别吗？这就是现实。
什么意思？我们要承认，大部分的国家在成为终端市场的时候就不再作为工厂而存在了。我成为终端的时候，我就不生产东西了，因为我靠我的销售，靠我的创新，制造出一个概念产品，然后我包给你去生产，你生产之后卖给我，这就是大部分国家做的事情。欧美国家、当年的日本都是这样。
但是在中国这个事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国在成为终端市场的时候，忽然发现世界工厂这个帽子摆脱不了。为什么摆脱不了？跟大家讲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要这个杯子，中国有多少工厂能生产这杯子？全世界有多少工厂能生产这个杯子？你数都数不过来。当然现在我这个要求变了。这个杯子一模一样的我要100个，今天就要。这不是哪一家工厂都能生产得出来的。我要求又变了，这杯子一模一样的我要500万个，两天我就要。我跟大家打赌，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中国的工厂。任何其他的国家都做不到。为什么？没有那么强的集约能力。这个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在这片土地上有好几亿产业工人在密切地合作着。
再比如说这个矿泉水瓶，这上面有一个盖，底下有一个瓶子，还有一个包装纸，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盖子、瓶身和包装纸。那么我要1000万个瓶子，就需要生产3000万个部件——1000万个杯子盖、1000万个瓶子和1000万张纸。
在中国，这3000万个部件可能在同一个村子内，在三家工厂内就完成加工。彼此之间的运送距离可能连10公里都没有就全办到了。这个工厂把这个瓶子吹出来，下一个车间就开始拧盖，再下一个这张纸就贴上去了。这个材料哪儿来的？就是旁边的工厂给的。这就是集约。你拿到越南去，它能给你生产1000万吗？做不到。100万没有问题。可是这水需要1000万个瓶子，越南的工厂说你等会儿吧，我大概两个月内能完成。你能等吗？不会等。
所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现代化集约工业，就是咱们说的大规模的这种工业进入中国以后就发现自己出不去了。因为只有在这儿办得到。我们的供应价格不断上涨，但是他们还是不走。为什么？没有地方可去。
这些年，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外资企业，特别是出口加工型的企业，就是制造业企业试图转出中国，至少有两次大规模的实践：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说亚洲不行了，要转走，往哪儿转？往非洲。所有到非洲开工厂的企业，不到半年全回来了。为什么？就是我说的，你教会一个人9点半来上班，而不是10点钟来上班，是很不容易的。这没有办法，干不下去，那就回来吧。
另一次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很多国家要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的确劳动力成本下来了，产品规模也下来了，但它生产不出来，没有办法。越南只有8000万人，还抵不上我们一个广东省。你在越南组织生产，那可能真是说凉山生产瓶子盖，同登生产包装纸，然后瓶子哪儿生产？顺化？我们知道凉山和同登，咱们部队的老同志肯定都知道，咱们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这两个地名都很有名。顺化在哪儿？顺化在南边。你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把这个事给我解决。
但是在中国这就不是问题。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双向的集约效应。第一，我们作为终端市场的重要性在迅速上升。第二，作为世界工厂这个位置我们改变不了，出不去。当然出不去，一个是我们人多。一个是我们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供应体系，不管是物流体系还是交通，这个水准在全世界，大家不用妄自菲薄，西部不算，国土的西部咱们不算，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山东，从山东开始算，一直到广西，这个狭长的东部经济带，就我走过的几十个国家中，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能比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网还发达的地方，我一个都没有见到。从美国到欧洲，到新兴工业体国家，在这方面没有比我们强的。我们不要一说到中国就是人多、便宜，不是那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