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胜：联合国权威持续下降，应立即止血

10月24日是《联合国宪章》生效及联合国成立69周年的纪念日。当天，纽约联合国总部专门为此举行了纪念活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致辞说，“当今世界危机频仍，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联合国。”面对各种各样的全球和地区性问题，“联合国依然任重道远，各方应携手努力，造福于全体人民。”潘基文的这番话，让熟悉联合国历史及现状的人不禁产生了几分感慨。

在过去69年的岁月里，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化解地区冲突，解决国际纠纷，促进世界发展等方面，曾经发挥过举世共认的作用。特别是在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各不相让的特殊形势下，联合国秘书长居中调停所发挥的斡旋作用显得特别重要。略举几例。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来自瑞典的哈马舍尔德积极进行调解，并宣导组建了第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为化解危机作出了突出贡献。令世人痛惜的是，1961年9月18日哈马舍尔德在刚果斡旋停火谈判时不幸坠机身亡，举世皆惊；而在1962年10月，在险些引发美苏核战争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时任秘书长吴丹展现出创造性的外交才能，在美国总统甘乃迪和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之间穿针引线，为美苏双方的沟通和最终妥协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因此获得美苏双方的认同。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冷战结束后，挣脱了美苏两大阵营角力的联合国，在维和方面取得了共认的成就。有统计显示，冷战结束后的10年中的维和行动数量，超过此前40年的总和。这期间，联合国调停结束了萨尔瓦多内战，成功实施了纳米比亚维和，监督了南非结束种族隔离统治后的民主选举，并在1991年通过授权多国部队武力干预的方式，把科威特从伊拉克的铁蹄入侵中解救出来。这段时期，联合国的威望达到了峰值。

但进入新世纪后，联合国的地位、作用和地位，都趋于弱化。相比之下，各种区域和专门性国际组织风头日劲。欧盟、东盟、阿盟、APEC、上合、G20、金砖五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越来越活跃。如今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在国际纠纷中奔走斡旋的，往往都是大国外长们或区域组织的掌门人，联合国秘书长的身影相对减少了；即便发声，也不像过去那样为人看重了。以这次乌克兰危机为例，人们听到的几乎都是欧美俄及当事国乌克兰的声音，甚至和谈也是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举行。联合国似乎隐身了。

到底是联合国作用退化，引发区域性组织的崛起，还是区域性组织崛起，导致联合国的作用退化，这就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了。客观地说，二者互为因果吧！

伴随着联合国权威的下降，现任掌门人潘基文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非议。从背景上看，潘基文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性格温文尔雅，处事讲究中庸之道。在2012年的连任就职演说中，他特别引用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概括自己的为政风格。 

不过，在很多人眼里，潘基文只是“无为”却没能“而治”了。《华尔街日报》称其为“联合国的隐形人”，以此批评他地位不彰，能力不显，作用似有若无。英国《经济学人》在其首轮任期过半的时候给潘基文的评分中，组织管理能力仅得2分。在2009年8月泄露的一份机密备忘录里，挪威联合国常驻代表尤尔称潘基文“懦弱”、“缺乏决断力”、“没有奉献精神”。德国《明镜》周刊更是挖苦他说，“当上秘书长，是潘基文唯一的成功”。不惟西方舆论，就连韩国媒体也以“泥鳅秘书长”来形容自己的同胞，批评他处事圆滑，缺乏果敢和魄力。 

除了性格与能力方面的批评外，舆论对潘基文过于亲美的政治立场也不以为然。当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公开批评美国战争“不合法”。相比之下，潘基文在一些小问题上都不敢得罪美国。举个例子，2009年潘基文在公开批评美国欠联合国8亿多美元的会费，结果引发白宫的强烈不满，事后他专门为此表达歉意。 

平心而论，联合国只是个没有实权的国际组织：花钱要靠联合国会费，维和要靠成员国派部队，再加上安理会中的大国一票否决制，秘书长确实需要在大国的夹缝中工作。正因为如此，联合国首任秘书长赖伊曾经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地球上最难做的工作”。潘基文的前任、因功勋卓著而被授予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安南，也形容自己从事的是“走国际钢丝绳”的工作。 

看来，联合国秘书长确实不是个好干的差使。但常言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既然坐在了这个肩负着为全人类谋和平、促发展的位子上，人们要求对联合国掌门人的各方面要求高一些，也是很正常的。事实上，在联合国长达69年岁月中，赢得过世人交口称赞的秘书长也不乏其人。如此说来，如果舆论众口一词地对当事人有些说法，那当事人也确实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