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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暗战:中情局曾助美国文学争世界版图(3)

2014-10-24 16:51:19 作者: 陈熙涵 刘天骄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一书的作者安德鲁•N•鲁宾是美国乔治敦大学的知名学者。他认为文化政治——尤其是美国暗中资助的文化政治——在二战以后帝国权力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重要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附文2:西方对华文化渗透新路径(匡长福)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和改革开放的扩大,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这对于我们借鉴和吸取西方有益的东西是十分重要的。但也要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也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和延伸。而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广播、艺术表演、名人学者讲座、学术研讨交流、培训、基金会资助等各种文化形态都是其实施文化渗透的有效途径。近些年,通过互联网这种手段扩展和延伸更有“提速”的势头。与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渗透的路径相比较,可以看到,今天西方国家对中国不断进行文化渗透活动采取了新的路径,其显著特点是将文化渗透史上,公开的、赤裸裸的、易被识破的显性文化渗透,变换成更隐蔽的、更巧妙的、不易被识破的隐性文化渗透。对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和警惕。

近代历史上,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华文化渗透的途径和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在华发展传媒事业,制造对西方有利的殖民主义奴化思想舆论,从而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在19世纪40到9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这些刊物极力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作辩护,竭力称道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帮助,吹嘘教会慈善事业对中国人民的“造福”,威胁中国人民必须老老实实、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的奴役和统治。尤其是那些美化外来侵略势力的史论文章,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散布崇外、媚外、惧外的思想,引导他们按照西方的蓝图来“改造”中国,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

其二,通过教会在中国办学,直接培养亲西方的“精英人士”。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是要在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传播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并培养一大批精通西学且完全接受西方价值观的“精英”知识分子,以通过他们培养控制的所谓精神领袖来更有效地实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控制奴役中华民族的总目的。从1882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将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竟占中国高等教育的80%。1919年“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成立,其中包括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雅礼大学、文华大学等14校,学生共2017人,常年经费共1222000银元。此时的中国国立大学为5所,即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它们的常年经费为1492223银元。[1](P321)可见,在经济实力上,教会大学已基本可与当时的国立大学相抗衡。在这些教会大学中,绝大多数是由美国的基督教会开办的,其中包括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等。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华创办的刊物和学校,很快就结束了其在华历史。其后,虽然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从未放弃文化渗透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但因上世纪50至70年代整个世界大环境,尤其是中国自身环境的变化,使西方帝国主义没有找到一种可实施的最有效的对华文化渗透的途径。自上世纪80年代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浪潮涌起之后,西方以为找到了可实施的最有效的对华文化渗透的新途径。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轮大规模文化渗透的目的是美化西方对华侵略,用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思想奴化中国人民,以极力维持中国永远处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达到他们企图永远在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奴役中华民族的目的。当历史进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后,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或接受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对我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加紧进行思想文化渗透。”[2]因此,新一轮大规模文化渗透的目的就演变为极力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颜色,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转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为此,他们极力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宣扬所谓“人权”、“民主”、“自由”、“多党轮流执政”、“议会制”、“多元化”、“普世价值”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西方国家对华文化渗透的新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利用互联网及其他传媒,利用文化交流、高层论坛、电影电视、学术研讨等途径进行文化渗透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网络微博推特、外交渠道、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艺术表演、名人演讲、学术研讨会、美国之音广播、组织基金会等各种途径,对中国大量宣传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诋毁和批判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曾说,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事实上,网络已成为美国对中国输出美国价值观的主要途径。互联网已成为美国对华实施“和平演变”和对其他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有力武器。为了更好地集中优势用好这一有力武器,美国政府决定从2011年10月1日起,美国之音将全面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卫星电视广播,全面取消粤语广播。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广播政治宣传的时代将结束。不过,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将被保留。其普通话节目将转入互联网。美国广播理事会战略与预算委员会主席恩德斯•温布什是该计划的支持者。他说,在中国收听短波广播的人数过去几年一直微不足道,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使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2011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乔治大学发表网络自由讲演。她表示,美国国务院在使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发送“推特”信息后,还准备推出中文及俄文的“推特”账户。并且,美国今年将花费2500万美元,用来保护网络作者,帮助他们突破网络限制。美国之音停播华语与“推特”被美国政府热捧,此消彼长之间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内部宣传资源的一种调整。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正日益重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文化渗透影响力,希望借此加强对中国的宣传攻势。这也说明互联网己“成为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着力利用的渠道和腐朽思想文化沉渣泛起的一个传播途径。”[2]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会见各大网络公司的负责人时公开表示,美国会利用网络推行“民主化进程”。美国政府希望利用网络达到政府目的。目前,控制国际互联网的13台域名根服务器全部被美国所把持。美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和多次要求,拒不交出根服务器的管理权,宣布美国商务部将无限期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这样美国就在事实上把持着国际互联网的生杀大权,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别国断网。2009年5月,微软公司根据美国政府禁令,切断了古巴、朝鲜、叙利亚、苏丹和伊朗等5国用户的MSN接入服务,这表明美国利用互联网这一有力武器不仅用于文化渗透也是对其他国家最大的潜在威胁。

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式战略武器是延续了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进行文化渗透的网络翻版。撇开漂在表层的信息技术的浮沫,美国推进使用互联网这一渗透手段,与近代西方列强在华大力发展传媒事业办各类报刊杂志从事欺骗宣传活动,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文化渗透的载体发生了变化--从传统传媒(纸制)到网络(无纸化)。至于其他途径,如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艺术表演、名人演讲、学术研讨会等也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紧抓不放地对华进行文化渗透的手段和形式。

二、以新式的宗教渗透作为对华文化渗透的有效手段

传播宗教曾是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华文化渗透的主要载体,“传播福音”是他们披的华丽外衣。由于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现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才极力借助宗教把西方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理念传播渗透到中国,以从精神世界统治、奴役中华民族。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宗教渗透作为西方文化渗透的一个方面,主要表现为以宗教交流、传播,宗教学术研讨交流等为掩护,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渗进来,浸透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土壤中,并将其逐步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图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和占领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阵地,消融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和同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干涉宗教事务,破坏中国的统一,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宗教渗透是政治活动而非宗教活动,政治恶意性是其最核心的特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利用宗教对抗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此实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是他们的惯用伎俩。苏东剧变中,罗马教皇亲自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传道布施,推销资本主义的“政治多元化”理论。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说过: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所以西方某些国家一直利用宗教反华;如支持达赖喇嘛谋求西藏独立,鼓动法轮功邪教分子闹事;出巨资160亿美元要“把中国基督教化”,等等。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他所写《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陆基督教会,崇尚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价值,倾向支持中国走向民主。在中国,上至政治学术精英,下至农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数至少有八千多万,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未来30年,中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基督徒的人数会达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或许会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

尤其是一些打着学术交流、研讨、传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识的旗号,进行着较为隐性的宗教渗透更值得警惕。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为例,2001年以来,该学会已经连续举办数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高级研讨班”,每届研讨班都有10位左右的中国学者组成,其中不少都是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宗教学及相关学科系、研究所的领导人和学科带头人。比如,在2002年的第二届研讨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讲座,分别由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圣公会神学院、环球圣经公会和大使命中心等机构的中美神学教授和牧师主讲。此外,研讨班还组织了一系列考察和体验活动,包括参观早期欧洲清教徒到达美洲乘坐的五月花号船和居住的普利茅斯等历史遗迹,探访美国东西两岸的近20家中美教会,与教牧人员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期间还参加了四次仪式各异的基督教主日崇拜、七次团契和查经活动、一次布道会,亲身体验了基督教丰富多彩的敬拜活动和宗教生活。在随后的几届研讨班上,又渐次增加了拜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接触美国国会和政府人士,参观各种类型的华人教会和家庭、感受华人同胞在美国社会的真实处境等内容。主办者很明确地说出了举办这个研讨班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次亲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认识美国宗教文化与社会的机会”,[4]这“对于他们认识美国的宗教文化,反省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启迪”。[4]参加研讨班的一些中国学者也真“受益匪浅”,一方面表示“现在对美国的基督教有了更具体、更切身的认识和体会”,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喜乐与丰盛、更有意义”;[4]另一方面认为“这种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大陆,可鉴之处甚多”,“把基督教中有益于社会、个人的文化精髓发扬光大是有必要的,对于中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有价值的”,“这对于重构中国当代社会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坐标不无启示意义”。[4]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外的神学教授、神职人员已经在中国的一些高校内或开课程,或做讲座,有的甚至被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如新加坡某神学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荣誉神学士就到北京某大学哲学系开设“基督教思想史”,并被聘为客座教授。此后,他多次到该系任教,给研究生、本科生授课。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应国内一些著名高校的邀请,举办诸如“圣经导论”、“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基督教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专题讲座。1992年,又被上海某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更有甚者,2004年12月26日至2005年1月12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竟来中国举办了跨数省长时间的基督教“学术讲座”。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会长带领两位美国基督徒学者--旧金山大学生物系某教授和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某教授,三人的首站选在北京,然后是哈尔滨、长春、南京、杭州。18天时间在5座城市的8所大学中作了10场讲座和座谈,举办者称,“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科学与宗教的全新关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这到底是一扇什么样的窗口看主办者的身份和以宗教为主题的讲座就不言自明了。

2004年以来,受美国某基金会的资助,国内某大学连续六年举办“宗教学高级研讨班”。研讨内容涉及欧洲和北美洲基督教的现状、当代流行的宗教社会科学理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传统对公众生活和利益的影响与贡献等。虽然不能说这些讲座都是宣教,但其掩盖了宗教所具有的文化以外的其他功能,这对于消解中国宗教研究的无神论本色、扩大宗教的意识和观念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的影响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样的研讨班不仅免收学费,而且依据学员出勤、学习态度和成绩等情况,评选杰出学员和优秀学员,并给予奖金。还可有每项资助金额在5万到10万美元之间的“个人课题”。由此可见,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实施文化渗透,把宗教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的突破口。上述事实充分表明,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渗透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意义上的活动,也远远超出了“学术交流”之本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宗教渗透活动的手段和范围也会扩大。因此,我们必须将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教渗透与正常的宗教交流、宗教传播区分开来,采取有效措施抵御西方帝国主义旨在“西化”、“分化”、“和平演变”中国的任何形式的宗教渗透活动。

三、通过资助、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

前文所述,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第一轮对华文化渗透中,办教会大学有一现实目的即在华培养听命于他们的“领袖人才”。那么,当前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实施的第二轮文化渗透则是通过某些基金会资助、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来实现他们“和平演变”的目的。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经阐述过,控制中国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辅之以控制战略威慑,使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部分:前期以资助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为主,后期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资助有关项目和机构。该基金会最早介入中国的项目是1949年调查从大陆流到香港的大批知识分子“难民”情况,并协助对他们的安置。根据基金会驻京办事处的最新资料,自1988年1月在中国建立办事处起至2001年9月,基金会在中国资助总额为1.28亿美元,项目包括人权与社会公正、治理和公共政策、教育与文化、国际事务、项目支持等。在这些资助中即培养了某些西方国家需要的“西化精英”。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1916年就开始在华资助美国教会办的协和医学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该基金会更是与中国很多领域科研机构合作。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言,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

责任编辑:齐鲁青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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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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