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高税收低福利的中国长期被西方“透支”
（图片来源：保定老年网）
2014年10月10日下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大午论坛”上做了主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西方政府之所以大多债台高筑，是因民众希望高福利+低税收模式，左派(主张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右派(主张自由竞争，低福利低税收)为讨好民众，在政策执行中往往只能执行对民众有利的一半。
秦晖表示，这样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模式按说并不可以持续，在冷战前也是不可想象的。但因全球化在最近20年来，尤其是中国等加入后，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加深。这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全球透支(制造外贸逆差、发行国债、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来继续讨好民众，债台高筑下也不致于政府破产、制度坍塌。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因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接盘。秦晖称，因中国目前仍属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况，国内消费能力自然不足，出现产能过剩，严重依赖外需尤其是美国需要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甘愿被透支”。这样，中美两国形成了全球化的互动。
最后，秦晖表示，中美两国的这种发展模式都有各自的问题，且如果任何一方模式转变，对方也难以玩转，“要么是美国学中国，要么是中国学美国”;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应该解决自由福利双不足的问题，这不仅事关中国前途，也事关世界的前途。
以下为演讲实录，由冯存建整理，未经作者核对，大学问择要刊发：
西方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民众致高福利+低税收债务状况严重
1、美国金融危机处理方式：民众负债转化为政府负债
我想从2008年金融危机谈起。这场危机现在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它的影响还是在延续着。这场危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道西方原来是有左右两派的，简单点说，左派认为政府应该多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建设福利国家;右派则提倡自由放任、市场竞争。他们一直有这种争论。危机一来，双方都要争取舆论正确，所以对危机就有了两种解释：左派认为出现危机因自由过分，尤其是金融监督管制不够，出现了很多问题;右派则认为因为福利搞得太多，借钱借得多，并引发债务危机等等。
这场危机首先在美国发生，后来蔓延至欧洲。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表现为债务危机，欠了一屁股债。但是美国和欧洲又有些区别：美国主要是消费者引起的次贷危机，很多人贷了款买房，由于房价下降，还不起房贷，于是引起一些连锁反应。因此，在美国的债务主要是居民消费债务;而欧洲债务危机是在2010年达到高峰，普遍叫法是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是政府负债。
但居民消费负债和政府负债根源是一样的，而且这两种债务是可以互相转化的。2008年美国采取反危机措施，很快就把居民消费债务减下来了。一组数据显示：08年危机爆发时，美国居民储蓄率是-5%，也就是说居民负债超过居民储蓄。但是在美国采取措施后，2009年很快就变成了正数。美国居民储蓄率现在又恢复到正常，大概6%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消费负债虽然下去了，但是政府负债却飞速上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债务本质上是一样的。
有种说法需要驳斥。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观点保守的人说，这场危机和1929年危机一样，都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的危机。甚至有人说，这是过剩危机。其实现在西方哪来还来的生产过剩，全世界生产最过剩的就是中国。整个西方目前的普遍状况是生产不足但消费过度。
2、西方民众希望高自由+高福利政府不得不买单
接着开头的话题说，为什么会发生债务危机呢?前面说过，美国的左右派争得非常厉害。我之前就曾表示，不管自由放任何和高福利各自有什么优缺点，这场危机既不能用自由放任、也不能用高福利来解释。从逻辑上讲，自由放任意味着低税收、低福利，福利国家意味着高税收、高福利，如果政策果真选择其中之一推行，都不会带来金融危机。
什么情况下会造成巨额的债务呢?而且这种债务不可控、越变越多呢?其实很简单，从逻辑上讲，就是左派的政策和优派的政策都只实行一半。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左派和右派是都要讨好老百姓的，因为老百姓不喜欢，你就上不了台。那么老百姓是喜欢左派还是右派呢?应当说，如果就芸芸众生而非特别高智慧的人而言，老百姓是既喜欢左派也喜欢右派，但是两个都各喜欢一半：老百姓喜欢左派给他们增加福利，但是不喜欢增税;喜欢右派给他们减税，但是不喜欢减福利。
于是，在西方两党制的左右循环中，就出现这么一种现象：左派上台，福利增加的很容易，但是税收增加难;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是减福利就很难。在这样的反复循环中，政府债务的窟窿就会越来越大。
西方国家向全球透支服务民众 中国甘愿被透支
1、全球化加深让西方高福利高自由模式得以持续 居民消费能力强
如果我仅仅这样讲，大家可能会觉得，照你这么说，出现危机既不是左派的问题，也不是右派的问题，而是民主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左右两派才要全力赢得民心。但从现实说，为什么这种状况(左右两派讨好民众，政策只实行一半，政府高负债)持续了两百多年，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垮台、政府破产的结果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其实在冷战以前，全球化深度和广度还比较低的时候，这种状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相对单独的运行，既要求高福利有要求低税收的状况是不能出现的，就像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在全球化程度还不高的时候，民众对“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持续性是有感觉的，因为如此运行很快就会出现问题。在民主制度下，老百姓不能说非常的聪明，但基本的理性还是有的。当时的条件下，接受低福利或者提高税收都是不乏其力的，不能说老百姓都是撞死南墙不回头的。
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就出现一种现象：好像左右两派政策各执行一半的游戏能够无限的玩下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扩展了。原来世界市场是西方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在玩，但后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加入，尤其是冷战后，以中国为代表的那些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
很多国家都加入玩全球化以后，就有了一种可能，使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向全球透支的方式玩很久。很多国家可以通过诸如外贸逆差、国债、资本市场向全球融资等方式，做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把债务窟窿粘起来。粘起来后老百姓没有感觉这个事情的危害性，这个游戏就可以玩得很久。玩得很久，等这个窟窿很大以后，一旦某一个契机，比如美国的房贷违约现象，一旦这个契机引爆，就会出现债务的突然塌陷，造成非常严重的连锁反应。
2、中国高税收低福利 居民消费低 只能被透支
可是紧随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可以向全世界透支，但透支的本质是借钱不是抢钱，如果是船坚利炮式的抢钱，也不会有债务危机了。借钱是自愿的行为，前提是有国家愿意借给你，甚至是巴不得借钱给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可能某个国家如果不借钱给你，就无法运行下去。
什么样的国家具有这种性质呢?与西方国家正好相反，世界上玩全球化游戏的还有另外一类国家：这类国家也有左派、右派，且都是从西方学来的。比如在中国，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源自西方。
唯一的区别是在中国左派、右派玩游戏的平台与西方不一样。这种平台的最大特点是，左派右派首先要讨好决策者，而不是讨好老百姓。当然也可以不讨好，但如此来你很难有做事的空间。那么决策者喜欢什么?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决策层的想法应该说是和老百姓相反的。
老百姓既不愿意缴税，又要求高福利。决策者正好相反，它喜欢拥有很大的权力征税，又不喜欢老百姓拥有福利问责权力的可能。但决策者提供的服务和福利国家不一样：如果提供服务你要千恩万谢的;如果不提供你也不能要。
如此一来，在这种国家里，就会出现一种状况：左派右派都需要决策者喜欢。喜欢什么?喜欢左派为ta扩大权力，又喜欢右派为ta推卸责任。
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在在许多方面中国和西方的差别都不是很大，但财政上面差别最明显，我们的财政黑字和西方的财政赤字形成鲜明对比。政府的钱仍然是花不完，每年预算执行情况一直到11月或12月初都还有大量的黑字，到年底就会突击花钱。
3、美国政府穷但担责更多 中国相反
所以，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债台高筑，但所谓债台高筑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很穷，而是钱在老百姓手中，政府很穷，远远满足不了民众对公共服务和福利的要求。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恰恰相反。
而且，这两种做法对实体经济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如果一个政府权力有限、责任很大，老百姓对应的自由和福利就会很多。在这种状况下，居民消费率往往会很高。因为民众的自由多了，他(她)就会花钱;民众的福利多了，他(她)就敢花钱。既会花钱又敢花钱，这种经济的消费率一定是很高的。甚至我觉得今天的西方与1929年的西方已经倒过来了：1929年的西方有生产过剩的情况，现在的西方普遍是有生产不足、消费过剩的状况。
反过来讲，参加全球化游戏的另外一种国家(这种国家中体量最大的就是中国了)，情况正好相反。这种国家当中，民众的自由度和福利都比较低。自由度比较低，就不太会花钱;福利比较低，就不敢太花钱。因此，这种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居民消费率特别低。在2007-2008年度，中国是所有主要经济大国中居民消费率最低的国家，大概只有GDP的35%左右。
这么一来，就会产生几个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就会产生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问题，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会产生生产不足、消费过剩的问题。中国政府的钱多的花不出去，它们却债台高筑。如果这两种国家像冷战钱各玩各的游戏，肯定是走不通的。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两种经济就会构成一种互动，双方都会以对方经济的特征作为自己经济特征发展的前提。
正是由于像中国、越南这类国家的存在，可以使西方国家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可以玩得很久;也正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存在，才成为中国这类国家的外需来源。在2008年前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人家来透支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透支，就会出现美国1929年那样的经济危机状况。
中美两种发展模式都存在问题
1、“要么是美国学中国，要么是中国学美国”
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对中西两方都积累了很大的问题，也带来了很大的危害。2010年的时候，经济学界就在讨论，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从负值变为正值，会导致中国经济外需疲软的问题。只要是有一方经济模式改变，另一方就很难玩不下去了。
现在双方的模式并没有根本变化，美国民众储蓄率变为正值是将民众债务转化为极度膨胀的政府债务了。奥巴马的这些年，美国有点像欧洲演变的味道，美国政府的债务及承担的责任都不断的增加。
如果中国改革有了比较大的突破，政府的权力是有限制的，责任是可以追问的，老百姓的自由和福利都可以得到增加，中国低消费和生产过剩的状况就可以得到变化。如果我们不成为美国等透支的根源，美国的问题恐怕就非得解决不可了。现在，要么是美国学中国，要么是中国学美国。
2、中国改革需要民众受惠的实质性进展
那么，中国会不会因为学了这套东西以后，就会变成过度消费呢?当然不太会。道理很简单，因为要玩那种游戏，光有全球化还不行，还要有国家愿意给你透支，中国能透支谁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体量这么大的，你可以透支越南，但越南太小。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发展到美国如今的地步。
但是如果中国改革想取得实质进展，目前中国经济的这种自由福利双不足、产能过剩消费不足、过去20年比较畸形但确实发展很快的模式就必须要发生很大变化。
今天所讲的，不但是中国，其实世界也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中国的下一步改革，不仅事关中国前途，也事关世界的前途。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