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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竹:把65年的历史放回到五千年文明中

2014-10-01 01:15:28 作者: 寒竹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西方应当重读中国,应当把现代中国65年的历史放回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中来理解,放回到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来理解,放回到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来理解,放回到以“中学为本,化西学为中体”过程中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读懂中国。

今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5周年的纪念日。在这65年间,中国从一个饱受列强侵略和欺辱的贫穷落后国家一跃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制造业国,最大贸易国。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成就是如此的巨大,不仅出乎外部世界的预料,也出乎中国人自己的预料。以至于在建国65周年之际,人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去细数中国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本质?如何读懂这个高速发展巨人的政治文化基因?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人口众多,历史传统深厚,因此读懂中国并非易事。对于理解中国的困难,西方国家有深切感受。美国设立东亚研究所的大学有三十所左右,其中不乏一些全球知名学府,外加若干著名智库,研究中国的人才众多。但美国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始终处于雾里看花状态。从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围绕着“谁失去了中国”这个“伪问题”的争论到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虽有了很大进步,但对中国社会本质的理解,却没有实质的进步。

美国对中国的理解一直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两个极端中摇摆,

外媒眼中的中国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理解一直在“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两个极端中摇摆,根本无法解释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对于西方国家在解读中国发展问题上的无力,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斯蒂安·海尔曼在去年年底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试验西方始终没有读懂》的文章,坦承西方忽略了中国独有的政治决策体系。

不仅西方人在看中国社会时常常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即使是中国人在看中国时也常常是“不识庐山真面”。蒋介石也算是一代人杰,不能说没有政治头脑。65年前,蒋介石在大陆兵败退到台湾后,一方面深刻反省自己,另一方面也潜心研究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建立的新共和国。

他自认为集毕生之经验,看透了中共和大陆政权,在1956年出版了《苏俄在中国》一书。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把中共解读为苏俄的附庸,断言中共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可惜这本书出版不久,中苏就发生激烈论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甚至把苏联当做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跟中共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蒋介石从来就没有读懂过中共,遑论理解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

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对中国认识的最大误区在于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立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论述林林总总,基本看法大体有两种。一种看法是把中国看成是前苏联的东亚翻版,这种看法尽管承认中国与前苏联有巨大差别,也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重大变化,但认为中国终究还是前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一个变种。一些西方战略家认为,中国这种共产主义变种可能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但与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却不相容,这种改良版的共产主义模式迟早是西方世界的威胁。

西方国家理解中国的另一种观点是把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看成是中国西方化的一个过程,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只是一个不长的历史插曲。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西方化进程在1949年虽然一度遭遇中断,误入苏联引导的歧途。但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就开始走出苏联模式陷阱,回归跟西方国家接轨的正道。今日中国政府虽然还在坚持过去的根本制度,但这只是一种维系渐进发展稳定的策略,中国彻底西方化的进程已经不容逆转。只要假以时日,中国终究会踏上西方国家走过的普世大道。

以上两种对中国的看法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二者都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以西方的制度理论来解释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政治思潮尽管派别众多,但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维护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自由主义学说,另一类是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己任的各种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学说。

在制度层面,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一度兴起过的欧洲共产党国家曾在冷战时期相互竞争。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西方之外的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包括东亚的中国,要么是按照欧美资本主义的普世道路发展,要么是按照苏联模式发展。尽管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在用“西方中心论”的眼光看世界,但基本都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最终会万流归宗,步西方之后尘。

从表面上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中国跨入现代化的进程并非是自身历史的逻辑发展,而是在西方枪炮侵略下的一种被迫选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以反省和批判自身的传统文化,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方式展开的。

晚清的最后几十年,中国向西方的学习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从制度到文化的几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西学伴随着中国的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急剧扩张。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介绍了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精英也尝试了西方的各种制度,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走马灯似的更换。当这些尝试失败以后,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又引进了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因此应运而生。最后,中共依靠从苏俄传来的革命理论动员底层社会的劳工群众,最终在1949年夺得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诞生。

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进程,今日之中国无论是器物和制度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都包含有相当多的西方因素。今天中国社会常常使用阶级、政党、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资本、产权等概念来谈论社会发展,这些概念都来自西方国家。

但是,如果仅以中国大量吸取西方文化为依据,就断言可以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解读中国,那就谬之千里了。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历史的原生文明,根本不可能简单移植外来文化。西方的思想文化要想真正融入中国,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看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有切合点?第二,这种思想能否经过行加工最终改造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当这两个条件满足时,西学就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西学,而是中国化的西学,在本质上已经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首先,二十世纪以来,真正能够融入中华文明的西方思想与制度都跟中国的传统文明有重要的切合点,都能够在中国社会中找到深厚的土壤。

按照一般理解,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都是以欧美国家为师。中国的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当然是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但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立的根基还是在自身的历史传统之中。一直到弗兰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出版,很多人才开始意识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按照福山的说法,中国在秦汉之际就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就是以中央政府为核心、以科层官僚制度为构架的国家治理体系。到了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架已经相当成熟,远远超过当时实行血缘等级制度的西方国家。正是由于中国具有两千多年郡县制和科层管理的历史基因,中国才能够在近代国家破碎之后,没有像奥斯曼帝国那样瓦解消失,而是迅速地建立起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

同样,社会主义是产生于欧洲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本质是国家对自由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保障社会的平等与公正。中国历史上从未产生过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政府也从未实行过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中国是世界上平等观念最强烈的社会,天下为公一直被视为一种社会理想。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都会实施一些类似于今天社会主义的政策,诸如对土地过度兼并进行干预和防范,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市场进行干预,对全国各地的发展不平衡与突发灾难进行国家的统筹安排与调节等。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重要变法,几乎都带有削弱豪强巨富,均衡社会财富的色彩。所以,中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但却有着社会主义得以生根和发展的最好土壤。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扎下根来,并持续到今天,有着深刻的中国文化根源。今天人们要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去寻找根源,而不是在苏联去寻找根源。

对于相当多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一直是个迷。按照社会的工业化水平,中国在三十多年前落后于苏联和东欧;按照经济的市场化水平,东欧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走在中国的前面,而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采取了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俄罗斯更是采取了“休克疗法”。但仅过了二十多年,中国经济不仅把东欧和俄罗斯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且超过了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有望在2020年前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西方人突然发现,中国人在三十年间成了世界上最具商业精神的民族。在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商人的身影。最近,中国的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成为历史上最大的IPO交易。

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感到迷惑不解的人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是世界上商业精神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统一货币和统一的商品市场,宋人讲的“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中国深厚的商业传统使得普通中国人在自由市场中是如此的得心应手,经济再度领先全球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除了选择能够跟中国传统相契合的思想以外,还必须对这些外来思想进行加工和改造,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以中学为本,化西学为中学”。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深厚历史底蕴的民族,中国人以“中学为体”理所当然,别无选择。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已经渗透和积淀在社会与民众的灵魂之中,无论中国人怎样向西方学习,也无法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中华之根。所以很难想象中国人能够以“非中国文化”为本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为“中学为体”辩护。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曲阜孔子研究所的谈话中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的一句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一份珍贵遗产。”

去年11月26日,习近平到曲阜孔府考察,并翻看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资料图片)

去年11月26日,习近平到曲阜孔府考察,并翻看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

但是,以“中学为体”,并不等于要以“西学为用”,因为体用不可分。中国引进西学的关键在于“化西学为中体”,即把值得学习的西方化为中华文化本体的一部分。

要理解“化西学为中体”,必须要理解“中国化”这个重要概念。“中国化”在中文里面是一个内化的概念,它是指把非中国的外部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吸取到自身内部,从而使中华文明自身不断更新。每一个文明都有吸取外部先进文化的能力,有的还相当出色。但是,为什么说“中国化”是中国一个独特的能力?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原生性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是三千年左右。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代表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原生性的古老文明,这种文明的概念远远超过了当今民族国家的含义。中华文明就像过去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一样,其外延和内涵均不同于今天的民族国家。除了中华文明,其他古代文明都已经湮灭或因长时期的中断而失去传承。唯有中华文明,经过无数次凤凰涅槃,至今生生不息。

第二,即使在中华民族遭到异族征服的时候,中华民族也能够凭借自身的文明反过来从文化上同化外部敌人,最终使自己成为主体而把外部入侵者融入自身。比如元朝、清朝都是少数族裔建立的王朝,但最终被中华文明同化,成为中国历史和疆域的一部分。

发源于东亚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与一神教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就是对其他文明兼收并蓄的能力。任何主义、任何思潮、任何典章制度,中国人都可以把它拿来“中国化”。

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到汉代“独尊儒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力推“胡服骑射”,就已经彰显出中华文明对异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事实上,儒学并未一统天下,诸子百家中的许多流派仍在民间流传和发展,并不断融入儒学。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孔孟之后,汉有董仲舒、宋有程朱理学,明末清初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儒学的发展实际上从未停止。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佛教发源于印度,但传入中国后最终与儒道合流而形成儒道释合一的新传统。结果,佛教在其本土发源地不断衰落,但在中国却不断发扬光大,影响遍及东亚。以禅宗出现为标志,佛教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以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思潮先后传入中国,也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在一起。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建国。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国把社会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现代市场机制,但却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市场进行规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市场经济体系。显而易见,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都源自于西方,但在中国的土壤中已经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西学”已经变为“中体”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西方误读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中国视觉,把当代中国跟中华文明割裂开来,简单地用西方标准来解读中国。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西方应当重读中国,应当把现代中国65年的历史放回到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中来理解,放回到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来理解,放回到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来理解,放回到以“中学为本,化西学为中体”过程中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读懂中国。谨以此文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

责任编辑:沙枣花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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