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君山：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要害在于不符合人性
【内容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符合中国国情，首先是因为它赖以依存的“经济人”前提就不符合人性，正因为不符合人性，所以才不符合中国国情，实际上也不符合西方国情。本文对“经济人”作出系统批判，指出“经济人”可用两个基本点尽写风采与风骨：第一点，人是自利的；第二点，人是在财富上自利，即追求财富最大化。第一点不容置疑，可能构成唯一的不证自明，第二点已被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弱化，如今的含义是效用最大化，甚至更广义的偏好最大化。但第二点的弱化也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什么都包含，但什么都没有，毫无逻辑一致性可言。经济学要真正成为科学，“经济人”必须还原为“注目礼人”！注目礼的意思极其简单，就是不能够循环自证。从需求的角度讲，注目礼彰显了人真正的需求在于“人比人”的优越感，可称之为“比较利益”！正是“比较利益”的界定，西方主流经济学整个被颠覆超越了。
【关键词】经济人 人性自利 效用 注目礼人 循环自证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纰漏出在哪
2014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厦门大学胡培兆教授的文章《符合国情的经济学才有生命力》，该文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尖锐批判。类似的批判不是第一次，恐怕的也不会是最后一次。2005年7月15日，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发表长篇谈话，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旗帜鲜明指出：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都格格不入！
无可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确有不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地方。但真正要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不符合国情”论恐怕有笼统甚至虚晃一枪之嫌。对任何一种外来理论，都可以贴上不符合国情的标签，如果不避简单粗暴的话。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践性也强，但它最起码的品质还是抽象性和一般性。即是说，思想理论是最应该超越国界、勿论国情的。这并非否认思想理论的具体应用就必须结合具体实际如国情，但结合国情与不符合国情是两回事，不可同日而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什么在别处适用的思想理论在此处就不能适用呢？难道不是同一种人类？
西方主流经济学绝非不要批判，问题是如何批判，它的纰漏究竟出在哪里。刘国光先生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概括为四点，其中第一点就是“经济人”假设。事实上，“经济人”假设构成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部前提和基本核心，其他三点——从私有制到市场自由化到反对政府干预——都依赖或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正如一位叫亨利-勒帕日的法国经济学家曾说到的，“经济人”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毫无疑问，真正要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必须从“经济人”假设入手。特别是要真正驳倒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只有从“经济人”假设入手。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符合中国国情，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中国国情，甚至也不是因为它存在偏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地方，而首先是因为它所赖以依存的“经济人”前提就不符合人性，正因为不符合人性，所以才不符合中国国情，实际上也不符合西方国情，乃地道的人类理论误区。
“经济人”何来
“经济人”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可能就是想到亚当-斯密，这是自然的，因为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斯密怎么能够不论及作为经济学最基础的设定“经济人”呢？但不幸的是，斯密的大作《国富论》中找不到“经济人”的说法，之前而且是《国富论》之前奏的《道德情操论》中也找不到“经济人”的说法。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斯密的著作中存在“经济人”的含义。在论述分工的原因时，斯密写道：
“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这是一段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论及“经济人”时，谁能不提到斯密这段名言！但作为严谨的概念，“经济人”的确不是出自斯密之手，按学界的共识，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是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当代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这一点。
穆勒在1836年写了一篇题目叫《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的文章，被视为“经济人”的最初出典，他写道：“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
事实上，早在穆勒之前，英国经济学家纳骚-西尼尔差不多就这样论了，在经济学说史上，西尼尔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理论前提，它们属于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其中第一个前提就是：“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与穆勒的口径几乎一致。
在对“经济人”追根溯源时，人们常常还提到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尔布雷多-帕累托，因为是帕累托把“经济人”这个说法引进经济学。但更不应该忘记一位荷兰人，他叫伯纳德-曼德维尔——这个被誉为“对人性好奇的研究者”其核心观点就是：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社会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只有顺应人的利己本性才能实现。按哈耶克的说法，正是曼德维尔第一个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利导致利他的重要思想，并在英国人的意识中取得支配地位。
提及曼德维尔，并不是因为存在考据癖，而的确就因为曼德维尔对“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史称“曼德维尔悖论”——作了淋漓尽致的论述，不仅比斯密更有激情，而且也比斯密更加集中，更加透彻，更有历史感，曼德维尔并旗帜鲜明地指出：荣誉与尊严是人之所以为社会人的根本动力！
事实上，如果真要考据“经济人”的话，完全可以追溯得更早，比如早至中国的韩非子。事实上，对人性的洞察，韩非子丝毫也不亚于亚当-斯密，《韩非子》有话作证：“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意思是说，做轿子的人希望人人富贵起来，从而好买他的轿子，并不就是做轿子的人仁慈；做棺材的人希望家家有夭亡，从而好买他的棺材，并不是就是做棺材的人刻毒。
完全可以肯定，对人性的“经济人”认识和描述，还能够往韩非子之前追溯得更早，只要是人，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也无论现代人还是古代人，都会对人心人情人性有所洞察，这是毫不奇怪的。
“经济人”何意
“经济人”是什么意思呢？按约翰-穆勒对“经济人”的科学界定，不外乎三大点：自利、理性和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也是通常一提到“经济人”就会自然想起的基本内涵，追求财富最大化后来得到了一些拓展，是所谓“追求效用最大化”或“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在实际使用中，最主要还是追求财富最大化，如果说效用，也最主要是指财富效用。杨春学先生是国内研究“经济人”的权威学者，博士论文就专门分析“经济人”，他把“经济人”假设归纳为三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自利”，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里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根据。第二个命题是“理性行为”，即人是理性的，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进而使利益尽可能最大化。第三个命题是核心的，乃“经济人的灵魂”，这就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并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不敢苟同第三个命题是所谓“经济人的灵魂”，事实上，这一点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含义，把它作为“经济人”的灵魂，帽子似乎戴得有点大。如果要说灵魂，这一点几乎构成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灵魂——难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灵魂除了“看不见的手”，还有别的？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一点的确也属于假设，但似乎没必要纳在“经济人”的假设范畴内。
也不赞同第二个命题——“理性行为”，还不是像赫伯特-西蒙那样反对“完全理性”而提倡“有限理性”，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把“理性行为”单独作为“经济人”假设的一个命题，因为这有画蛇添足之嫌，“理性”的含义已经包括在第一个命题“自利”之内，说“经济人”自利就不必再说“经济人”理性，因为自利原本就已经是一种比较，是一种选择，是一种算计，是一种理性，要不然，人怎么知自呢？更何以利自呢？
即便加上“理性行为”这一条，其理性也存在程度上的强弱之别，而强理性还是弱理性则取决自利——一个人对自己利益的判断，如果没有对自己利益的高度判断，即便人自以为理性，实际上也属于非理性。举目四顾，生活中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众所周知，精神病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
“经济人”因为添上“理性行为”这一条“蛇足”而备受批判，不只是西蒙批判说理性是有限的，也包括莱宾斯坦的人格批判——他指出存在理性的人格，也存在非理性的人格。最新的批判当然就属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纳曼了，有点针锋相对，他指出人存在许多的“非理性”。
总而言之，如果要对“经济人”进行严格的描述，一个两点论就行：第一点，人是自利的；第二点，人是在财富上自利，即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两个基本点写尽“经济人”风采与风骨，一点也不能少，也用不着再多一点。
解剖“经济人”：自利不可否
“经济人”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假设呢？这取决于“经济人”所内含的两个基本点是不是具有科学性：人是自利的是不是科学？人是在财富上自利是不是科学？
人是自利的，这一点应该说毫无疑义，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坦言：“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说句实在话，人不自利，“我”不关心“我”，还关心谁？！谁还关心？！如需要一个证明的话，不妨用反证法来证明一下：假设存在一个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那他利谁呢？这是他每时每刻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若他对对方有一个选择的话，那他凭什么标准来对对方作出判定呢？能定一个标准的人必定有“我”，必须自利，而这与他的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相矛盾。这一位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没别的法子，他只能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逢人便利，那他能利多久呢？一个人的资源总归有限，坐吃山也空，他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吗？或许，在人类进化中的某一个阶段，的确存在这样一批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但这样一批人最后都因为殚精竭虑而死悄悄了。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一批人都被生存竞争无情淘汰了。
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这就是所有的人都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而不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如果是这样，那所谓的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就是人心中的利。即是说，如果所有人都利他，那利他就是自利——这与所有的人都毫不利人而专门利己的社会没任何两样，而完全一个样：所有的人都利他的社会和所有的人都利己的社会实质上是同一个社会。与其人人都需要别人来利，还不如让每一个人自己利自己，因为这样成本更低。
有不少的人——不只是乌托邦之流——憧憬人性利他的美好社会，认为人人利他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君子国”。其实，这是没有细思量，只想到在人人利他的君子国，别人都会来利他，而没想到他也会去利别人——如果他不会去利别人，谁又会来利他呢？如果人不需要利，另当别论；但如果人作为生命需要利的话，最节约最划算的方式还是自己利自己——人性自利。
关于人性自利，有人拿基因来说事：基因是生命最基本的单元，基因的自私决定了人的自私，人的自私来自于基因的自私——问心无愧地自私吧！其实，就人性自利而言，根本不需要什么基因的根据，即使生物学宣称基因不自私，人性也自利。人身上真的就长着不自利的基因。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心理学家爱伯斯坦领导的研究小组， 早在1995年就发现促使人类表现“利他主义”行为的基因。研究并显示：“利他主义”基因可能是通过促进受体对神经传递多巴胺的接受，给予大脑一种良好的感觉，促使人们表现利他行为。既有自利基因，又有利他基因，如果拿基因说事，那人性究竟是自利还是利他呢？
事实上，人性自利与基因毫无关系，即使生物学宣称基因完全不自利，人性也必须自利。人性若不自利的话，换句话讲，人如果不围着一个中心转的话，不可设想！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特别健忘，后语忘前言，后行忘前动，人们美其名曰“当下禅师”，意思是说他唯一有的是当下，过去过去也，未来未来也，当下就当下。一天，当下禅师提着刀，兴冲冲往前走，到竹园砍竹子去。刚到竹园里，突然腹内嘀咕，大便要出世了。他立即把刀抛在地上，扯开裤子就来。园中竹子依依，一派苍翠，蹲在地上随便的当下禅师忍不住遗憾：“今儿我要是带把刀来了，那多好啊！”随便完成后，他看到旁边的地上正躺着一把刀，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嘴里面叫道：“啊，吉人天相，不知道谁的刀掉在这儿呢？”他抓起刀来，装模作样，跃跃欲砍，没想到一脚踩在自己刚才“随”的大便上，狠狠地跌了一个“狗啃屎”。当下禅师伤心地从地上爬起，破口大骂道：“谁家狗娘养的种，在这道路正中撒大粪！”
这就是一个不自利的人，因为他特别健忘，根本就不能够形成一个运转的中心——自我，从而陷入一片混沌。难道不觉得这样的人可怕吗？刚刚请他大吃大喝一顿，他嘴巴一抹，就不认识你了，更可能把你臭骂一顿，甚至舞手弄脚的，咋办？作为“经济人”的第一点，人性自利是无法批评的，如果说不证自明，人性自明是这个天底下、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不证自明。
人性自利只是“经济人”假设的一个基本点，遗憾的是，很多人把这一点当成了“经济人”的全部，以为“经济人”假设不过就是自私自利。刘国光老前辈似乎就是如此，在《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长篇檄文中，刘老就把“经济人”假设理解成“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
无独有偶，张五常老前辈似乎也是如此，这位被誉为“当代西方产权学派代表人物”的老先生写道：“经济学上最重要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在局限约束条件下争取个人最大利益。说得不雅一点，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贯地、永远不变地以自私为出发点。”这不也是把“经济人”假设理解为自私自利吗？
剖析“经济人”：为何物自利
“经济人”真正区别于“别”人的特质其实在第二点，这就是“经济人”设定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穆勒对“经济人”的定义其重点正是在这一点上，之所以要这样做，穆勒解释说，“有一些特定的人类事务，其主要的公认目的就是获取财富”。
人性自利不证自明，人在财富上自利是不是也不证自明呢？否！穆勒在他那篇最初提出“经济人”的论文中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会如此荒谬地认为人类事实上如此，但这种假设是这门科学研究的必要方法。”即是说，人在财富上自利仅只是一个假设。
人为什么要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甚至不惜为财利而赴汤蹈火呢？穆勒似乎并没有深究，反而把人在财富上自利当成是所谓“最接近真理的假说”。作为一种社会表象，这似乎并不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太公司马迁当年也这样说。
但事实上，追求财富最大化仅只是人自利的手段之一，斯密就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国富论》中写道，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这手段最通俗，最明显。”拥有更多的财富，就拥有更好的社会地位，就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可，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追求财富最大化，“经济人”并不是为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的。
《国富论》主要是斯密阐明经济发展的思想，目的是“富国裕民”。作为其前奏的《道德情操论》，主要是斯密阐明其伦理道德思想，目的是“公民的幸福生活”。正因为此，《道德情操论》费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论证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动机不是在别的，而就是别人和社会的认可——可诙谐地称之为“注目礼”。斯密先生直截了当地问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吗？那么，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它们。”
不是为了生活必需，是为着什么呢？斯密先生再一次直截了当地问道：“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原来就是注目礼在“捣鬼作祟”。
有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殊不知，遇上注目礼，自由也让道！斯密先生写道：“尽管这（即为注目礼而辛劳而奔波而操累——注）会产生一种约束力，使他随之失去自由，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对于注目礼而言，自由算个什么鸟！
遗憾的是，斯密的洞见和真知并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注意。或许是因为现实富国裕民的需要，人们更多地是盯住了《国富论》，而不是《道德情操论》。但金子总是会闪光的，斯密先生所提出的人是在注目礼上自利的思想后来还是被人发扬光大了，这就是被誉为“制度经济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在成名作《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非常系统地分析了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他所谓的“金钱竞赛”——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目的是在于别人的注目礼——他所谓的“歧视性对比”。不过要特别指出的是，凡勃伦的这部大作问世时已经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这是不是反映了西方思想界的迟钝？！
事实上，早在斯密之前，曼德维尔就旗帜鲜明地、激情澎湃地、旁征博引地指出，人真正需求的是别人的注目礼，他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写道：“一个人最大的愿望，能占据整个人心的愿望，乃是自己被全体世人看做很好，乃是获得全体世人的喝彩和赞美，不仅在当世，而且直到后世永远。”
交锋“经济人”：批评与完善
人性自利是无法批评的，它是绝无仅有的不证自明，根本无法设想一个不自利的人。但“经济人”设定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一点完全可以狮子大开口，大批特批！
不幸的是，历史上对“经济人”的批判“眉毛胡子一把批”，批评者没有对“经济人”进行细致的分析，而是把孩子连同脏水给泼了。当穆勒对“经济人”进行正当性论证时，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就针锋相对提出批评，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考虑和提供的“政治—经济人”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而把人的高尚情感看作是对所谓理论体系的干扰，这是对人极大的亵渎——可把这样的批评称为“亵渎论”。
“亵渎论”是西方经济史上对“经济人”假设最主要的批判，后来者的批判或许感情更强烈，分析更细致，但总体上应该没超出凯里的亵渎论。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学派是如此，就是今天对“经济人”的批判也是如此，马克-卢茨是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仍然是——或许也只能是——老调重弹，称“经济人”假说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只注重人的“低级”需要的满足 ,而忽视了人更高层次的追求。
哪里有批评，哪里就有反弹，支持者们毫不犹豫地为“经济人”假设进行辩护——这构成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比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就一再申辩：“经济人”仅仅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种抽象，其运用范围也严格地限于经济市场领域；经济学家也没有假装这一抽象适用于对“非追求财富行为进行解释”。可把这一辩护称之为“局限论”，大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有意无意地认为，对“经济人”假设的“局限论”辩护是强有力的！
如果说“局限论”的辩护也强有力的话，那根本就毋需对“经济人”进行批评了，因为穆勒在界定“经济人”时就强调：“经济人”只是一种简单化抽象，没有人事实上认为人就是“经济人”，但在科学研究上是必要的。可问题在于：即便科学上必要的假设，为什么不能假设得更好呢？为什么不能假设得远离荒唐一些呢？为什么不能假设得接近现实一些呢？为什么要以亵渎人来成全什么科学呢？这才是西方经济学的破天漏洞！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尤其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出现，也包括在一阵阵的批评声中，“经济人”假设后来得到了相当的完善。这首先是表现在第二个基本点的弱化上，即是说，“经济人”假设对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大大地放松了约束，被替之以更宽泛的追求效用或利益最大化。这里面的效用或利益可以是政治的，可以道德的，可以是制度的，可以是文化的，而不再单纯是财富效用或利益最大化。
看一看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市场”的“经济人”分析，读一读曼瑟尔-奥尔森对国家兴衰和集体行动的经济学解读，看一看道格拉斯-诺思等人从“经济人”角度对产权变迁的透视，看一看加里-贝克尔等人对习俗与传统乃至时髦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的确能扎扎实实感觉到，“经济人”的确今非昔比，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一点已被大大弱化，“经济人”的分析能力大大拓展，经济学的帝国大厦蔚为壮观
第二个基本点的弱化可能直接导致第一个基本点的修正，事实上，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人性自利也有了全新的描述，这就是把自利表述为“偏好函数最大化”，从而超越一般的自私和利他。至于偏好的具体内容，完全不作特别的规定，可根据所需分析的特定对象具体解释。甚至可根据需要把个人利益的概念拓展到对他人福利的关心， 从而对利他主义行为也进行游刃有余的分析，以至杨春学先生宣称：即使是在利他主义的分析领域，也无需以“道德人”来取代“经济人”！
正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做了大量的建设性工作，“局限论”事实上已经远远被超越，凯恩斯那样的对“经济人”的辩护已经显得小儿科，“亵渎论”的批判可以说已经失效，因为“经济人”已经不低级了，都已经能够分析利他主义了。对这一点，否定甚至反对“经济人”假设的人不应该视而不见！
反观批评甚至否定“经济人”假设的阵营，从穆勒以后的一百多年来，事实上仍停留在“亵渎论”的阶段，虽然也提出过种种概念，社会人、管理人、道德人乃至历史人，但都没有像“经济人”这样明确地定义过，更没有像西方主流经济学这样建立起庞大的理论体系。这就注定了否定的无效与批评的不济，不破固然难立，不立自然难破，没有建设性的新东西登台，老东西是不会自动离开的——毛主席说得好，扫帚不去，灰尘怎会自动跑开？对这一点，否定甚至反对“经济人”假设的人更应该胸中有数！
“注目礼人”：要害在于“人比人”
留下来的当然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踌躇满志，一方面，他们仍然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经济人”都会存在它的难题；另一方面，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洋洋得意，英国当代经济学家肯-宾默尔就说了，“它（指”经济人“假设）唯一的优点就在于，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更差”。如果凯里还在世的话，岂不七窍冒烟？
难道真的就没有比“经济人”更好的替代物？请别洋洋得意，仍然回到“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基本点——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尽管这一点而今已被更宽泛的追求效用或利益最大化乃至更广泛的“偏好函数最大化”所替代，但宽广化的同时也带来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缺乏逻辑一致性：一下子把人当社会人，一下子把人当道德人，一下子把人历史人，一下子提倡人人为自己，一下子利他主义，一下子认为人追求财富最大化，一下子认为人存在非物质动机……五彩缤纷，精神分裂，各说各话，这样的“经济人”究竟是什么“人”？既不符合简洁逻辑的美学原则，也不符合逻辑简洁的科学精神，甚至也不符合最基本的形式逻辑，乃严肃科学所不许！
事实上，根本无须对人性作出任何假设，一个最基本的哲学和逻辑常识就能把人性彰显无遗。这就是前文已提到的“注目礼”，注目礼的意思极其简单，就是不能够循环自证。何谓循环论证？比方人家问“尊姓大名”，答：“我叫‘欧阳君山’，欧阳君山的‘欧阳’，欧阳君山的‘君’，欧阳君山的‘山’。”这就属于循环论证，用自己的名字解释自己的名字，绕了一圈，不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注目礼是循环论证的反面，通俗讲，乃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卖自夸的反面，即：人，一切人，任何人，都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必须通过别人来揭示；也不能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必须透过别人来判定，要不然，就沦为循环论证，老鼠爬秤钩——自己称自己。
人真正需求什么呢？这涉及人的自利指向，注目礼轻松点破，借用哲学家霍尔巴赫的话说：“在所有东西中间，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由于不能循环自证，“我”的存在必须通过别人来揭示，所以“我”需要别人的“注目”，如果别人都不能注目到“我”，“我”的存在怎么展现？“我”的价值也必须透过别人来判定，所以“我”需要别人的“礼”（肯定、认同和尊重），如果没有别人都不礼“我”，“我”的价值怎么体现？无论“我”的存在，还是“我”的价值，都必须有别人的在场和证明，自说自话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本能就追求别人的注目礼。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得好：“人的本性中最殷切的要求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赏识。”
通常认为，人是在追求金钱、权力和名声，抑或快乐、幸福与自由，但这一切都是表象，没有谁单纯追求任何一种东西，人是在追求“人比人”的优越感！如果说利益，人真正的利益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利益”。马克思对这一点洞若观火：“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的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俗话说得好：“站起三碗饭，躺下三尺床。”这个道理最为朴素，没有谁不明白，也没有谁能反对，人的物质需要和享受的确有限，因为肉身原本有限。即便浑身长嘴吃不停，也只有一个肚子容纳和消化。可人为什么还要追求家有黄金数吨和豪华房子独占鳌头呢？为什么虽不能享有却又要追求占有呢？症结正在于“比较利益”——注目礼！
“比较利益”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
像“经济人”一样，“注目礼人”也可用一个两点论概括：第一点，人是自利的；第二点，人是在注目礼上自利，即追求“比较利益”最大化。这两点也就是注目礼理论的一个“逻辑原子”和一个公设：
逻辑原子：“我”就是“我”，人是围绕“我”的一种圆运动；
公设：“我”这一圆运动的圆心是别人对“我”的注目礼。
显而易见，“经济人”与“注目礼人”的区别是在于第二个基本点：“经济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注目礼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追求比较利益最大化，如此而已！也显而易见，“注目礼人”和“经济人”并不就是两种人，人们追求财富只是一种表象，本质上是在追求别人认可和社会认同，“注目礼人”是对“经济人”的本质还原，“经济人”只是一种特殊的“注目礼人”。从来源上，也可以把“注目礼人”理解成对“经济人”的第二个基本点进一步实施弱化的结果，但这一弱化已经大大超越制度经济学所进行的宽广化或者说放松约束，如果说宽广化，它构成最宽广的宽广化。
将“经济人”还原为“注目礼人”，也不是要完全否定或放弃“经济人”，而可理解为对“经济人”作出最明确的证伪，确定“经济人”的适用边界；在追求财富最大化——“制度经济学之父”凡勃伦所谓的“金钱竞赛”——的范围，“经济人”是有效的。这符合托马斯-库恩所谓“科学发现的逻辑”，更是波普尔证伪理论的佐证。人不能够自证，正因为不能够自证，人需要人，人与人被连接了，人与人的交易开张了，人与人的博弈启动了，进而形成交换、造成市场、创造文明，乃至演变出人类历史纷繁复杂的一切。从注目礼出发，注目礼理论不仅“整个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重构经济学大厦，而且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统一，诚如国防大学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卢周来博士所感言：“在‘创造体系’已成学界笑话的今天，君山先生的确创造了一个体系！”
以上是对“经济人”的一个分析和批判，更重要的可能还不是理论上的批判，而是在资本主义文化下，在工业文明下，最原始、最狭义和最肤浅的“经济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人；这一点可借用电视片《大国崛起》在讲到英国崛起时提到的一句新教徒名言来表示：“弄钱乃人生要事。”这才是真正的“经济人”！唯有当整个人类一起重新做人，回归人的本性，以至于“美德乃人生要事”成为我们的座右铭，那才是真正的“经济人”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