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祖乔：社交媒体与全球地方主义的冒起（2）

从民族国家到地方主义

所以，从民族国家政府来看是颠覆性的地方主义运动，从媒体文化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则只是媒体技术革新后的正常现象。当中最重要的，是部份人感受地理空间的方式有所转变。未有大众媒体的时代，人们靠文史哲经典认识世界，往往只能抽象地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在民族资本家和国家政府经营的报章和电视媒体出现后，人们多了一种审视世界的方式：这世界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有了这种视角，我们才会把一些地方现象理解成“国家的”（例如强暴女性的事件被视为“印度的”问题）。

新媒体出现后，再出现多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坐廉航出入不同城市、旅行时找特别的景点打卡、追看一系列某城市的十大餐厅的专题报道。我们愈来愈有足够的知识去区分不同地方、区域、城市、甚至镇和村的分别。写作文史哲经典的哲人，脑中只有东西方的区别，怎会知道东京与冲绳、果亚与德里也有差异与冲突？但现在，它们的冲突已不再被报章和电视压抑，而可在网上释放出来。

未来，最有趣的是这种空间感受的转变，其所产生的政治能量可有多大。国家的合与分是人类普世现象。有管治，便自然有相应的认同、反抗、犹豫、不问世事等各种态度和相应的行动。媒体不是决定共同感觉的唯一因素。教育、对体制的感受也有助建立不同的共同感和排外态度。我们暂时仍无法想象民族国家消失的一天。

不过，苏独运动也许留下了这道问题：报章在17世纪出现，19至20世纪在全世界流行，把超大的传统帝国逐步瓦解成不同现代民族国家；新媒体及其后的社交网络是不到二十年的产物，十多二十年后，我们的下一代会否也觉得民族国家也太大，更倾向不断把政体切割下去？我们在见证一波全球的地方主义吗？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文化研究课程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