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序言，两次奇迹

我有幸在2008年6月出任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均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我一生中也有幸亲身历经了两次发展奇迹。1952年，我出生于中国台湾，当时的台湾与多数非洲国家一样贫穷落后。1979年，我来到中国大陆。那时，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此时的中国大陆，则依然如我出生时的台湾一样贫穷，甚至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落后。等到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已经奇迹般地实现了像台湾那样的腾飞。

这两次经历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一个国家即便深陷贫困陷阱的泥沼长达数个世纪，也能够骤然改变命运，踏上快速发展转型之路，在一、两代人之间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世界银行的梦想是致力于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应邀出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之时，我深感荣幸，试图以自身体验所获得的启迪去贡献于世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作为一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年少时我立志要奉献自己的所学来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在世行任职时，我有机会接触到许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也和我一样怀着报效他们的祖国的志向。不论旅行到何处，我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我从小看到的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殷切地期盼经由自己的辛勤劳动让自己和后代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种公务活动中碰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够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的良方。基本上这些国家领导人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长期执政，并且如果执政不成问题，他们也都想青史留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其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强繁荣康乐。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幸运的国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深陷贫困之中。

中国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直到十七、八世纪之后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部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学会了这部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来工作。

回国后我发现，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则仅限于保护产权，推行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当时还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中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

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罪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是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的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通过该书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国转型前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旨在保护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方式能够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但是因为扭曲的继续存在而会伴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所以，这本书的分析建议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改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并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传统部门中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本书也预测到，如果像华盛顿共识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势必导致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出于对这种严重后果的担忧或是为了这些产业仍然被认为是国防安全与民族自豪感所必须有的“先进产业”，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给予的保护补贴后，再度引入各种“隐性”的扭曲和干预以保护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私有企业对这种隐性保护补贴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高，代价会比之前高昂，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也会比双轨、渐进的改革严重。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预言一致。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存在，总的来讲，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则更加严重。少数几个在转型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转型的中国、越南和老挝，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都采取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是最糟糕的渐进双轨的转型。那些遵循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国家却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如六七十年代，危机的发生却更加频仍。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让我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枷锁，取得政治独立，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思潮建议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建立起当时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先进现代化大产业。这种思潮的逻辑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劳动生产率和发达国家达到同一水平，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被认为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和发达国家同一劳动力生产率水平所必须有的前提条件。

在当时，市场失灵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未能建立起这些先进的大产业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议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以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推行该战略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之后，经济出现停滞和危机不断。少数几个实现奇迹式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则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起步，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这种战略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