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中华文化在构建人类共同伦理中的作用（2）

世界的规范，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共同伦理。伦理，是在确定信仰后由信仰所派生，用以指导社会行为的规范，是民族和族群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不管是通过天启的途径还是以人间圣哲为导师把它形成了戒律或信条，作用是一样的。

伦理的共性是客观存在。既是由于人类的恐惧和困惑是相近的，也是因为“人”无例外地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然的关系的交叉点上，因而所有不同信仰的伦理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相同或相通之处。正是因为伦理的这一特性，所以欧洲的伟大哲学家们，三百多年前已经关注到应该与不同信仰下的伦理进行交流并相容。

例如从莱布尼茨到罗素都对中国人的伦理称赞有加。罗素曾经到过中国，并且居住了将近一年;而莱布尼茨只是通过与到中国来传教的人士通信，搜集有关中国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也是传教士带回欧洲的)来了解中国，而且他知道中国人的信仰和欧洲人、和他的同胞有着极大的差异，例如对“善”和“神”的理解(《中国新事》)。他之注意并欣赏中国伦理，恐怕和他的“单子论”有着不可割断的关系。很可惜，后来黑格尔完全抛开了莱布尼茨;从这点来说，罗素则又正确地抛弃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论，替欧洲发现了中国。

这两件事不能不令人深思：四百年前和将近一百年前的两位哲人，能够提出不同信仰下的人民在伦理方面可以相互了解、相互学习，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站在时代前沿，基于自己的哲学理念，为了人类的和睦与社会的幸福、进步，因而把目光转向东方，胸怀和胆略远远超过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吗?

伦理，除了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相同或相通，亦即存在共性，当然还有着各自的特性，彼我之间不但内涵、外延有所差异，而且对社会成员约束的程度、伦理的传承渠道和方法、在历史长河中演变的情况等方面也都有很大不同。但是各自的特性并不会阻碍我们寻求共性以形成现代的共同伦理。

我们似乎看到一些堂兄弟的面孔

各个民族伦理有着同类型的源头：一个是宗教或信仰;一个是在宗教和环境双重影响和制约下所形成的习惯和风俗。这两个源头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但是对伦理的影响却是难分伯仲的。伦理，无论是神启的还是自为的，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的，也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其原始和终极的指向都是为了协调身心关系、人的社会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目的是使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生活稳定、安全和幸福，使种族可以延续下去--这是人类的宿命。既然终极源头相近，不同宗教和信仰的伦理中存在共性这个道理，当然是自明的。

试看亚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几位伟人对当时人们的劝说，都没有离开“善”和“爱”，只是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用了不同的词语，例如在孔子那里更多的是用“仁”(Ren)，而佛陀用的是“慈悲”(Cibei)。按照中国人的理念，我们的爱和善应该并可以广延到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中也包含着对人类的爱和善(在这点上，与莱比尼茨、释迦牟尼很相近)，于是中国人的伦理系统和网络就形成了。用这个道理去观照希伯来文化中的十戒、伊斯兰教的七戒、佛教的五戒、二十五戒、儒家的“礼”和对修身的种种提示和要求等等，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些堂兄弟的面孔。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早已和轴心时代有了极大差异，即使和莱布尼茨甚至罗素时代比照，也有了很大不同。我们姑且抛开学术界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着“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这些概念的争论，只看看在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现代”形态和人类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人类亟需建立起以平等尊重、和平友爱、共同富裕、保障权利、环境友好等为基础的人类新伦理，这一伦理的最终目的很简单：我幸福，你幸福，他幸福，大家都幸福。还是罗素说得好：“如果世界要从目前濒临毁灭的状态脱颖而出，那么新的思考、新的希望、新的自由，以及对自由的新限制是必须要有的。”(《回忆录》)这一“新限制”，就是我们在探求的人类新伦理。

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文明多元化的客观事实体现了文明的本质。多元，意味着各种文明始终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使我们接受“文化多样性”这一概念，也应该给以科学的定义，阐明这个概念将拒斥在多样文化中有一个预设为最优秀者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被山胁直司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观念。山胁直司就此还写道：“事实上，不是文明，而是忽视文明引起了相互间的冲突。”

的确，文明多元化，起码包含着对任何文明都同样重视，彼此平等、承认、尊重、包容(不是带有恩赐色彩的“宽容”)，进而了解、理解，从对方那里发现自己之所缺，于是欣赏之，学习之，充实改善自己，因而也丰富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