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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苏:说说秦晖先生说的那些事儿

2014-09-03 09:32:36 作者: 黄纪苏 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本文为黄纪苏教授评价秦晖教授《南非的启示》一书。删节版发表于《天涯》杂志,本文经黄纪苏先生重新修订。

汉唐阳光出版公司近年出了不少思想性图书,嘉惠士林。前些时他们又寄来秦晖先生撰著的《南非的启示》(以下简称《启示》),这本书我一直在抽空翻阅,还没翻完,书中的主角曼德拉就谢世了。网络上看曼德拉的葬礼,几乎就是达人贵妇的时髦派对。现场一些轻佻的场面配上场外小市民们的七嘴八舌,恍然巴尔扎克小说、印度宝莱坞影片中的光景,让人生出的一种难言的感受。漫长的27年约一万个日日夜夜,曼德拉像一杆黑色的矛斜靠着监狱的白墙,矛头直抵现代社会最不得人心的压迫即种族压迫的肋下。27年后当曼德拉走出牢房,双脚踏进已非20世纪50、60年代的那条河流。他因时乘势领导了一次有声有色的“民主转型”兼“民族和解”。看似刀头舔血的惊悚片一转身,成了普天同贺的团圆剧。

《南非的启示》  秦晖  著

南非之于中国

这团圆剧又起身前赶往十万八千里外,驰援那里的意识形态战争。十万八千里外的中国,关于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的舌剑唇枪扣人心弦。本已溃不成军的“坏党”,居然被发了外气似地越战越勇,“好党”纷纷中弹挂彩。原来,这些年世界各处的民主转型,从乱糟糟的俄罗斯到血淋淋的埃及利比亚,净是令人生畏的实例,即便没有“坏党”添油加醋,公众也会自动形成“一民主就乱套”、“三权分立等于四分五裂”的印象。对于好党的伤病员们,如果说台湾地区的和平“转型”相当于沂蒙解放区的红嫂,那么南非的成功“变轨”就是不远万里的白求恩了。我这样理解《启示》的基本意图,也不知道对不对?

“大团圆”仅是南非故事的某一幕,接下的一幕没那么美满,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鼎革后遗症,如辛亥、南北战争后的种种社会乱象,南非也多少经历了。经济低迷、盗贼蜂起、中国商人被绑票撕票的消息不时传来。“坏党”没用“悲剧”这个词儿,但当他们说“这样的民主不搞也罢”时,差不多就这意思。秦晖教授是位严肃的思想者,他为民主包括南非民主辩护的强烈冲动,并没妨碍他正视其黯淡的负面,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在今天。在今天中国的公共辩论中,求真讲理混得越来越像成功男士的糟糠元配了。连余光都嫌多余的知识分子,遇上点事就紧急集合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对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是选择性一团漆黑就是选择性一片光明。这还不够,其中不少人还摆出一副既懂政治、又通军事、说话儿就去落草为寇的架势,好像中国真到了大打出手的淮海战役前夜或四•一二当天。于是他们理直气壮地起哄,变本加厉地忽悠,造了谣还要做《谣言颂》。知识和思想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应该是把真相擦得清清楚楚,以便公众做明明白白的抉择,可惜,快被他们揉搓成篝火狐鸣或半夜鸡叫了。

我没在地图上丈量过,但南非肯定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之一。远没关系,既然都是无毛直立的人类,社会结构就难免相通,历史过程也没准儿相似,对二者进行类比,就不存在“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的问题。不过,人类社会灵动而混沌,变数远多于自然界 ,探寻其中的“规律”,并无十拿九稳的办法,古老的类比也只是勉为其难。这些年,不少论者做古今、中外的类比,逮着一点不及其余,弱得连好点的比喻都比不上 。应该说,《启示》对中、南两国共同点的爬梳对比有一定深度和力度。但也有一些遗憾。作者的价值倾向还是太强了些,这让他轻慢了两国间同样巨大的差异。而南非能否向中国提供称得上“启示”的启示,从南非的过去能否窥见中国的未来,这不光依赖于两国有哪些重要的相同,也受制于两国有哪些重要的不同。

城乡差别

《启示》将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黑人/白人,同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中国农民/工人划了等号,一并归到“身份社会主义”名下,有道理却不尽然。就效果而言,它们确有相似甚至酷似之处。但从来历上说,二者就不知差哪儿去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源自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这个用不着多说了。而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当年现代化赶超战略的产物。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近代尤甚,近代工业的兴起使资源、机会等等变本加厉地向城市集中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国1950年代是加急版的工业化,而且是在计划经济、集权政治的框架内施行,城乡二元体制的出现势有必至。它通过统购统销、工农业剪刀等政策保证了农业向工业的长期输血,同时又用严格的户籍制度截断了乡村向城市的“人往高处走”。这造成城乡之间物质生活上的鲜明反差。记得1970年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清晨社员黑压压一片蹲墙根下由队长派活儿,城里来的学生往旁边一站,真跟白种人来到东非似的。这的确不公平,却又的确跟南非的种隔离制不可同时而语。

经济上,毛时代的农民无疑处在社会的底端。不过经济并非人生的全部,对于处在温饱线附近偏下的农民,物质生活在他们人生意义的排行榜上首屈一指,但对于高出温饱线之上的其他阶级或人群,就不一定了,他们也许觉得入党入团比什么都重要。在那个时代,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并不太重叠,比起权、钱、位、色越发圆融无碍的今天,反倒显得多元一些(在“革干”“革军”相当重叠,而对于工、农、知识分子、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就谈不上重叠了)。如果说毛时代是“身份制”,那主要也是“阶级制”,自有跨越城乡分野的一面。城里那些被“使用”而不被“信用”人员的收入很可能高过城里城外的很多同胞,但成天提心吊胆的(尤其是运动阶段),幸福指数真不一定比得上掏粪工人或“贫下中农” 。而南非的身份制则是种族制,基本以肤色划线,黑人地位的低下是全方位的。

毛时代的阶级制包含了两种极易混为一谈的倾向,不可不稍加区分。一方面,当年在升学、分配、入党、提拔等方面讲家庭出身,这的确含有实现1949年社会革命利益再分配、政策上扶助社会底层的意思,和美国在教育、就业上对黑人等弱势群体采取优惠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差不多,具有相当的社会正义性。另一方面,“奴隶翻身求解放”后确实出现了用出身、成分等固化新的利益格局、甚至沿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把中国革命带向封建社会主义的趋势——就像“先军”路线下的朝鲜。因此,从“身份社会主义”角度反思毛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李逵杀进东京做了镇国公后想让儿子李刚接班,说来也是社会的常道。但毛确为异数,他张飞似地横在军功贵族世袭罔替的长坂坡桥头,硬是把早早就穿上“将校呢”的“红二”轰到了广阔天地。古老社会过程的中国革命版,终于在毛的身后,在红三儿们的太庙婚礼、巴黎名媛成年舞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多年前写作戏剧《切•格瓦拉》“建设新社会”那幕结尾的一首寓言诗,录其开头的部分:

从前,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王宫并住在里面

把老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他们占领了王宫并住在里面

把新国王和他的人关进监牢

后来,又有群奴隶砸碎了脚镣……

阶级制下的工农大众与军功贵族是两类人,代表了中国革命的两种倾向——不过他们合伙欺负1949年后的新弱势群体如“黑五类”也是事实 。毛时代的阶级/利益格局实难一目了然,实在一言难尽。

城市工人

改革开放等于把队伍解散了重新集合。城市工人在新长征路上非但没占着好位置,连原来的位置也没保住,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初,几千万工人黯然下岗。那就像一条大河无语流向黄昏,无声坠入深谷,多少绿水青山的画图、多少鸥翔鱼跃的梦想在怪石巉岩间碎为粉末。河边的知识分子哼着《春江花月夜》仰望星空,谁也没想过将眼前发生的事情丰富丰富他们一版再版的“伤痕文学”或“伤痕史学”。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与他们对农民的盛意形成有趣的对照 。1980年代知识分子出于精英阶级的本能,看农民也极不顺眼,认为他们是中国愚昧落后的社会基础。这些年他们所以又同情起了农民,有的纯属实用主义,觉得农民的贫困可以作为中共的恶政来声讨(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工人也是这路子,从前轰工人下岗是他们,后来哄工人上街又是他们)。有的则是出于价值立场,自由主义这些年经历了一定的平民化或“民粹”化转型,容纳了更多民主社会主义的元素,以秦晖等人的观点较为典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将工人划入毛时代的既得利益群体,农民归入受害群体,将他们做二元对立,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近些年的一个新思路——《启示》也不例外。这个思路确有写真的成分,但那股恨不把农民/工人当奴隶/奴隶主的情绪,就过犹不及了。

责任编辑:齐鲁青
来源: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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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4年12月28日 ~2014年12月28日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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