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弗格森骚乱与美国黑人发展困境
2014年8月17日，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示威者就警察射杀青年克尔·布朗举行抗议活动。
虽然《民权法案》已经通过了整整50年，美国也两度选举一位黑人担任总统，但过去数十年间城市中心区的衰落和郊区的兴起，让美国的种族关系发生了“从熔炉到马赛克”的转变，成为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弗格森枪案绝非孤立事件。
作者 | 黄湘
由于一名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被白人警察当街枪杀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游行和骚乱，使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成为8月份的全球关注焦点。黑人目击者声称，白人警察分明是谋杀布朗，因为后者当时是在顺从地举起双手的情况下，被连续数枪击中脸和胸口。
弗格森镇的紧张局势一度导致密苏里州出动配备重型武器的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而这又使得抗议者的情绪更加愤激。直到联邦司法部介入之后，事态才逐渐平息。美国社会对这起事件的反响，除了检讨美国警察部门的军事化之外（参见本专栏早先发表的文章《当代美国的警力滥用及其政治肇因》），更重要的就是热议美国的种族矛盾和黑人发展困境。
虽然《民权法案》已经通过了整整50年，美国已经两度选举一位黑人担任总统，但是黑人的总体发展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白人。落后的发展水平导致黑人的高犯罪率，而黑人的高犯罪率以及其他歧视因素，又导致警察在面对黑人时往往滥用警力，黑人被警察枪杀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族群。此次迈克尔•布朗被当街枪杀，绝非孤立事件，所以才会一石激起千层浪。
弗格森镇警察局长杰克逊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地一位居民戴着印有迈克尔·布朗照片的徽章。
上世纪60年代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在追求赋予黑人平等权利的同时，也旨在实现美国作为种族“熔炉”的理想。但是，随着上世纪70年代美国各大城市中心区的衰落和郊区的兴起，美国的种族关系发生了“从熔炉到马赛克”的转变。白人和黑人基本上在不同的“马赛克”里聚居，成为事实上的种族隔离。黑人聚居区的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都远为落伍，以至于不少论者将其称为“Ghetto”──这个词原意是指中世纪欧洲城市里专门为遭受歧视的犹太人所设置的禁闭性的聚居区，往往是城市里环境最差、最容易被水淹的地区。
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调查记者克里斯托弗•伦纳德（Christopher Leonard）指出：“圣路易斯的社会和经济现实是很简单的，繁荣属于白人，而贫穷属于黑人，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而且已经固化。白人住在他们越来越远离城市中心的富裕飞地里……黑人则居住在城市北端像弗格森这样被白人抛弃的一串小镇里。”
伦纳德进而指出，身为低级中产阶层的警察（多数是白人）在其他白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黑人聚居区里巡逻，绝不是一件舒服的事。这些警察经常被辱骂，被打冷枪，而他们则以不必要的暴力手段作为回应。警察和黑人居民之间的宿怨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现在由于黑人青年布朗的死亡达到了沸点。
如果说，事实上的“马赛克”式种族隔离是导致美国种族矛盾加剧和黑人发展滞后的根源，那么能否扭转这一趋势，重拾美国作为种族“熔炉”的理想？
奥巴马政府确实在这个方向上有所努力。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肖恩•多诺万（Shaun Donovan）──他于今年7月转任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管──制定了反对“住房歧视”的行政命令，让那些拒绝在其区域内为低收入者营建补助房或公寓的白人社区无法得到联邦的某些资助，这些联邦拨款主要用于净水、灌溉、交通和泊车设施。多诺万的目标就是要在白人“马赛克”里掺进黑人和其他族群的“沙子”。但是这项行政命令最终能否成为法律，抑或是在将来被法院的司法判决推翻，还是未知数。
弗格森镇警察局长杰克逊(Thoms Jackson)在新闻发布上回答有关布朗之死的问题。
多年以前，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就做过同样的“掺沙子”的尝试。1968年通过的“住房公平法案”要求“肯定促进公平住房”（affirmatively furthering fair housing），时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的乔治•罗姆尼──他是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之父──便根据这一口号，颁布行政命令，剥夺对那些不愿让黑人营建住房的白人社区的联邦资助。但是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在政治上主要依赖保守的白人中产阶级的支持，他出面制止了罗姆尼。
美国社会就这样错过了关键的历史时机。当时正值郊区兴起的起步阶段，大多数新兴白人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依靠联邦资助，如果罗姆尼的方案得以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从熔炉到马赛克”的逆转。现在，时光已经流逝了将近半个世纪，很多富裕的白人社区早已自给自足，政府即便“掺沙子”，也只能帮助黑人进入一部分中低收入的白人社区定居，很难在根本上动摇“马赛克”式的种族关系结构。
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家帕特里克•夏基（Patrick Sharkey）在2013年出版的《滞于其所：城市街坊与种族平等进程的终结（Stuck in Place: Urban Neighborhoods and the End of Progress toward Racial Equality）》一书中主张，美国社会应该接受种族关系“马赛克”的现实，不再期待用“熔炉”来化解黑人发展困境，而是应从黑人聚居区内部发力。
夏基列举了他看好的三个“内部发力”的范例。其一是克林顿执政时期制定的“附加工作（Jobs-Plus）”，该方案将住房计划和工作技能培训、儿童看护和新工作者的收入补贴结合在一起。其二是由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制定的“新希望计划（New Hope program）”，对年轻男性和依赖社会福利度日的单身母亲提供工作方面的培训和激励。
夏基最看好的是第三个范例，纽约哈莱姆黑人聚居区的“哈莱姆儿童地带（Harlem Children’s Zone）”，这是一个将父母教育、儿童早期教育、特许学校和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方案，目标是给黑人孩子提供一条龙服务，让他们顺利上大学。在东亚的儒家文化传统里，培养孩子上大学几乎是为人父母的天然义务，但是美国低收入黑人阶层的父母通常并不觉得自己负有此种责任，这是很多黑人社区的发展水平“一代不如一代”的重要原因。“哈莱姆儿童地带”旨在重塑低收入黑人阶层的文化，用教育改变命运。自从1990年启动以来，这一方案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成绩。
谴责警察枪杀迈克尔·布朗行为的示威者。
从2010年起，奥巴马政府的教育部实施了“承诺街坊（Promise Neighborhoods）”方案，旨在运用联邦财政拨款，将“哈莱姆儿童地带”的成功经验推广到美国多个低收入社区，其中多数是黑人聚居区。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美国联邦政府为了破解黑人发展困境所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其结果不知是杯水车薪，还是星火燎原？
值得一提的是“哈莱姆儿童地带”的主办者杰弗里•加拿大（Geoffrey Canada），这是一个哈佛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的黑人，从小在离婚母亲的抚养下长大，父亲从未尽过责任，成长过程中见惯了黑人聚居区的贫穷、暴力和混乱，成年以后致力于改造黑人社区。
事实上，美国社会并不缺乏黑人精英的上升通道，各行各业的顶尖圈子里都不乏黑人的身影。但是这些事业有成的黑人精英大多数都住进了白人的“马赛克”，割断了和黑人“Ghetto”的联系，像杰弗里•加拿大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就此而言，美国黑人发展水平的落后，不仅仅是一个族群政治困境，更是一个阶级政治困境。
（本文作者黄湘是资深政经文化编辑，现旅居美国。）
